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刘学智
西藏藏医学院 教务处 魏冬
【摘要】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于《易》学尤为精勤，所著易学著作除《易学启蒙意见》、《洪范图解》、《易占经纬》、《易林推用》等之外，还在其晚年著作《苑洛集》中有大量对《易经》《易传》内容的注解。从这些著作的完成时间、主要内容合思想特点可以看出，韩邦奇的易学的特点是以伏羲、文王、孔子为源，以邵雍、朱熹为宗，并创造性的采取了大量图式与解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易学中先天与后天、卦辞与卦象、易经与易传之间的贯通，以及易学与《尚书》学、历法、历史的贯通。在于就此而言，韩邦奇不可不谓明代易学史上的博洽通家。
【关键词】 韩邦奇 易学启蒙意见 洪范图解 易占经纬
韩邦奇（1479—1555），字汝节，号苑洛，明代陕西西安府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人，是明代中期重要的思想家。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韩邦奇在学术上“记问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之属，无不博览精思，得其要领。……其它辨论经义，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1】其中“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一语，表明韩邦奇对易学有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据考，韩邦奇的易学思想，除在其著作如《易学启蒙意见》、《洪范图解》、《易占经纬》等中有集中表述外，还散见于《正蒙拾遗》、《苑洛志乐》、《苑洛集》中。通过这些著作的完成时间和主要内容，可以较为全面的了解韩邦奇易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点。
一、承续朱邵，推阐新义
韩邦奇“幼灵俊异常，承训过庭，即有志圣学”，【2】大约在二十多岁时，为科举应试之需，即认真研习程朱理学著作，并于二十五岁时，完成《易学启蒙意见》一书。此书通常称为《启蒙意见》，又名《易学疏原》，是韩邦奇对朱子《易学启蒙》思想的阐发，也是韩邦奇早年易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关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提要》曰：
是编因朱子《易学启蒙》而阐明其说。一卷曰“本图书”，二卷曰“原卦画”，皆推演邵氏之学，详为图解。三卷曰“明蓍策”，亦发明古法，而附论近世后二变不挂之误。四卷曰“考占变”，述六爻不变及六爻递变之旧例。五卷曰“七占”，凡六爻不变、六爻俱变、及一爻变者，皆仍其旧。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变者，则别立新法。以占之所列卦图，皆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与焦延寿《易林》同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非汉儒之易也。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启蒙意见》是“因朱子《易学启蒙》而阐明其说”，故而书中大量引用朱熹《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中的内容进行详细解释。由此可见朱熹易学为韩邦奇早期易学思想之重要渊源。然因朱熹《易学启蒙》是为阐明邵雍易学思想而作，所以综而观之，韩邦奇易学思想既是朱熹易学思想的阐明，也是邵雍易学思想的推演。上引《启蒙意见》第一、二卷“皆推演邵氏之学，详为图解”，亦以道明。关于韩邦奇对易学基本特点和易学基本源流的认识，韩邦奇在《启蒙意见序》中说：
夫易，理、数、辞、象而已矣。理者，主乎此者也；数者，计乎此者也；辞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状乎此者也。图书者，理之舆也，辞之方也，数之备也，象之显也。是故圣人观象以画卦，因子以命爻，修辞以达义，极深以穷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称相荡而先天之义微，微之者，后儒失之也。夫相荡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其本同，其末异；其生异，其成同，而汉以下莫能一焉。宋 邵康节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朱晦庵氏为之本图书，为之原卦画，为之明蓍策，为之考占变，于是乎易之先后始有其序，而理数辞象之功懋矣。
韩邦奇认为，“夫易，理、数、辞、象而已矣。”，并对理、数、辞、象四者在易中的作用做了扼要提示，即“理者，主乎此者也；数者，计乎此者也；辞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状乎此者也。”，韩邦奇认为，“图书，者，理之舆也，辞之方也，数之备也，象之显也。”即图书是易学理、数、辞、象四者相互结合的具体体现。对于易学的源流，韩邦奇认为自孔子以后，“后儒失之”，只有邵雍和朱熹才重新揭示了易学的本相，“于是乎易之先后始有其序，而理数辞象之功懋矣”，由此可见，韩邦奇与邵雍和朱熹的易学理路，是一脉相承的，都具有从象数而推演义理的特点。
韩邦奇易学虽承接邵雍、朱熹，但在表现形式上，则更侧重于用图、表的形式来表现其思想内容。这一特点，不仅见于《启蒙意见》，而且在其后来的著作，特别是《洪范图解》、《易占经纬》中都有体现。甚至，韩邦奇将这一直观的形式延伸到易学著作之外，如其思想代表作《正蒙拾遗》、律吕学代表作《苑洛至乐》中，也附有大量关于天文历法、乐器、乐舞的图解。在《启蒙意见》中，韩邦奇在朱熹《易学启蒙》的基础上，还创立了八图以说明《河图》蕴含的天地自然之数，用阴阳五行变化五图、四季五行运转四图揭示了五行运行变化的规律；用筹数之图解释了《洛书》与《尚书·洪范篇》之间的内在关系，创制了《河图洛书十与十五常相连图》，揭示了《河图》、《洛书》相互蕴含的道理；另有筮法图、卦象变占图、卦辞表等，揭示卦象、变占的内在规律。用图表等形式表现易学思想，是韩邦奇易学与当时其他学者相比更为明显突出的一个重要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韩邦奇的《启蒙意见》并非止于用图表形式表现邵雍、朱熹的易学思想，而是以邵、朱易学为渊源，提出自己对卦爻变化规律的创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天道、人道内在规律的认识。韩邦奇在易学思想上的创见，主要表现有二：
一者，沿袭邵雍、朱熹将大易分为先天、后天的思想，提出“其本同其末异，其生异其成同”的观点。这即是说，对于邵雍所倡导的“加一倍法”（先天之义）和孔子所创立的“相荡”法（后天之义）而言，太极到八卦的生成是相同的；然而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则是不相同的，先天之义的过程是由三爻的八卦慢慢扩展到四爻、五爻，直到六爻，而后天之义则是由三爻的八卦两两相荡，直接形成六爻，这就是“其本同其末异”。虽然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不同，但是最后生成的六十四卦是相同的，所以“其生异其成同”也。
其二，在本书中，韩邦奇以太极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终极本原，并创立了具有新特色的“太极图”：“维天之命”图和“圣人之心”图（见下）。
“维天之命”图 “圣人之心”图
“维天之命”图扬弃了周敦颐太极图分为五层、叠为架屋的方式，而是将五层融合为一，用来体现其“阴阳、五行、万物不在天地之外”和“阴阳有渐，无遽寒遽热之理”的思想。“圣人之心”图与“维天之命”图结构相同，体现了人心即天理、天与人相合、生命演化与造化化生之理相同的思想。这一思想是韩邦奇研习朱子《易学启蒙》的重要思想创获，而这一太极图式也对后来易图学发展具有较大影响。据现有的资料，韩邦奇之前还没有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太极图。而此后与之几乎相同或相近的太极图越来越多。其中最受后人关注的，主要有章潢的“造化象数体用之图”和来知德的“太极圆图”。虽无直接证据说明这些太极图是受韩邦奇影响，然亦可说明韩邦奇正是此类太极图的创始者。
二、贯通易、书，尚明象数
明正德三年 (1508)，韩邦奇三十岁，与弟邦靖同榜题名，考中进士，号称“朝邑二韩”。此后韩邦奇虽步入仕途，然仍潜心于早年的《易》、《书》之学。约于正德十年，韩邦奇三十七岁时，完成了《洪范图解》一书。关于此书，《四库提要》说：
是编因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复为图解，于每畴所分之九字系以断语，俾占者易明。其揲蓍之法与《易》之蓍卦相同，所言休咎皆本于《洪范》，亦与《易》象相表里，盖万物不离乎数而数不离乎奇偶，故随意牵合无不相通云。
由此可见，此书大抵是韩邦奇在早年尚书和易学的基础上，本之于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力求二者贯通的著作。《洪范》是《尚书》中极为重要的一篇，韩邦奇对《洪范》的研究，承自其家学渊源。韩邦奇的父亲韩绍宗自小受《尚书》于其叔父处，是当时研习《尚书》的著名学者，世人尊之为莲峰先生。他23岁时（1474年）举乡试，屡试不中，归华山云台观授经三年。后于明成化戊戌（1478年）中进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大约在韩邦奇十四岁的时候，韩绍宗任职福建按察副使，韩邦奇随侍其父，故能时常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于尚书学有所领悟。韩邦奇潜心《易》、《书》十余年，此时对易学已经有所创获，故能反观于《洪范》，达到对二者思想的进一步贯通。
在《洪范图解》中，韩邦奇首先对《洪范》篇“总纲”部分的内容做了图示，并揭示了其与《易传》中所谓“大衍之数”一段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洪范》篇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徳，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为此，韩邦奇创作了《箕子洪范九筹之图》、《大衍洪范本数图》、《九畴本洛书数图》（见下），并解释说：
大衍之数五十者，一与九为十，二与八为十，三与七为十，四与六为十，五与五为十，共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行，其数五；二用五事，其数五；三用八政，其数八；四用五纪，其数五；五用皇极，其数一；六用三徳，其数三；七用稽疑，其数七；八用庶征，其数五；九用五福六极，其数共十有一，积算至四十九也。又曰一而曰极，大衍所虚之太极也。
韩邦奇提出，《洪范》篇就其大条目而言有九，所谓“九畴”也。然就其小条目而言，则有四十九。此四十九，正与《洛书》之数相表里。即：“一合九而为十，二合八而为十，三合七而为十，四合六而为十，此洛书以虚数相合而为四十者也。若九畴，则以实数相合而为五十矣”。在《洪范》与《洛书》，相贯通“亦与《易》象相表里”的基础上，韩邦奇进一步提出《洪范》“揲蓍之法与《易》之蓍卦相同”的观点，并以大量图解作了说明。韩邦奇总结了《洪范》卜筮的规律是：“象以偶为用者也，有应则吉；范以奇为用者也，有对则凶”和“正数者，天地之正气也，其吉凶也确；间数者，天地之间气也，其吉凶也杂”二者，他认为这是“范学传灯之秘”，对之极为赞叹。《洪范图解》一书，是韩邦奇在象数角度贯通《易》、《书》的思想的重要著作。
三、融合汉宋，统一占断
嘉靖二十三年，韩邦奇六十六岁。是年，韩邦奇复起总理河道，升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次年，《易占经纬》编成，此书四卷，由王赐绂和韩邦奇外孙张士荣依韩邦奇之意按顺序编排而成，前列卦变图、易占图、焦氏易林占图、易彖爻辞，正文以三百八十四变为经，四千九十六变为纬，分别取《易》爻辞与《易林》附之。占则以孔子占变为主。后有附录一卷，明卦爻三变及易林推用之法。是书之主要思想，在于“专阐卜筮之法”。【3】韩邦奇于此书后序曰：
孔子曰：“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斯易之大用乎！夫《周易》，为卜筮而作也，是故尚其占焉。《易》之数，老变而少不变，是故观变焉。《易》之爻惟九六，无七八之爻也，是故占变焉。‘占不变爻’者，于《易》莫归；‘三爻占彖’者，于理无取，是故于《易》窒矣。三百八十四爻，四千九十六变，《易》之变，尽于是也。是故《国语》之附会，后儒之议拟，吾不得而知也。用《易林》之变而不用《易林》之辞，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之所知，经纬而已矣。
这亦是韩邦奇关于易占之主要思想。韩邦奇认为，“夫周易，为卜筮而作也，是故尚其占焉”，而“易之数，老变而少不变，是故观变焉。易之爻惟九六，无七八之爻也，是故占变焉”，故而他反对朱熹提倡的“占不变爻”和“三爻占彖”的思想，创立《易占图》，展示了六十四卦的任何一卦，可以通过一至六个不同数、不同组合的、有规律的爻变变化出另一卦。进而提出应以《易经》中相应变卦的爻辞和《易林》中相应的繇辞为准占断。这就在“变”的原则下统一了卜筮中“占”和“断”的矛盾问题。
另外，于是书之附录中，韩邦奇依据《启蒙意见》提出的“其本同其末异，其生异其成同”的观点，提出“卦爻三变说”和“易林推用之法”。韩邦奇易学传人李沧、张思静认为，“卦爻三变说”是韩邦奇在易学上的重大创见之一。其大略为：
第一卦变。韩邦奇弟子李沧概括说：“夫生卦之序，士子之常谈也，至于伏羲一加之，孔子三加之，生序先后，无不吻合，则发自先生也，此一变也”。韩邦奇曰：“伏羲画卦加一而至六，夫子相荡自三而加三，亦为六。至宋，邵子复明伏羲之本旨，然自一而二，自二而三，自三而四，自四而五，自五而六，其六十四卦之生序，与夫子三上加三无一而不同，先圣后圣，其义一也。” “其生异其成同，其本同其末异， 此羲孔之画也”，即从太极到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中，由邵雍所揭示的“加一倍法”与孔子的相荡模式两相吻合。这就在卦序生成上，统一了先天后天、先圣后圣之义。
第二卦变。李沧谓：“夫子三而三之相荡为六十四，士子之常谈也，以八卦三爻各三变，各为八卦，为六十四，则发自先生也，此第二变也”。韩邦奇曰：“夫子于八卦上各加八卦，成六十四卦，只是倍其三。今于八卦各三爻尽其变，每一卦可变八卦，亦成六十四卦。如：乾一爻变者三，二爻变者三，三爻变者一，并本卦为八。各加乾卦之上，为八卦。余七卦准此。此因夫子相荡、生卦之序而于卦变得之也”。即由三爻构成的八卦中的每一卦，只要其中的任何一爻变化，都可以转化为另一卦。将变化出来的卦叠于原来的八卦之上，亦可以得六十四卦。这就在卦爻互变的上，贯通了八卦和六十四卦。
第三卦变。李沧谓：“一卦尽六爻之变，为四千九十六卦，此士子之常谈也，以六画之上再加六画，即与四千九十六变合且以制用者，则发自先生也，此第三变也”。韩邦奇曰：“于六十四卦上各加六十四卦，为四千九十六卦。焦氏一卦变六十四卦，各有卦辞，其名称亦各有不同。朱子卦变则是每卦自一爻至六爻之变为六十四卦，然止占三百八十四爻、六十四彖，用不如焦氏之密。然朱子变爻，实本于焦氏变卦来。焦氏之卦变，圣人复起，不能易矣，盖得羲文之本旨。焦氏于卦变得四千九十六，今则于每卦上加六十四卦，得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焦、朱卦爻之变，而于相荡得之也”。又说“八卦小成矣，倍之为六十四，及六十四卦，大成矣。倍之得四千九十六，不倍则何以致用？此自然之数，非圣人有意而为之。三者，三才也；六者，六德也。六者，体也，十二者，用也”。这即是用孔子相荡得模式，推演出十二爻构成的四千九十六卦，如此把汉代焦赣之易和朱子之易又贯通起来。
“卦爻三变说”由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推演至十二爻卦，实现了先天与后天、八卦与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与四千九十六变、汉代焦赣之易和朱子之易的贯通；“易林推用之法”则实现了易卦与阴阳、五行、干支以及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日的统一。《易占经纬》一书，体现了韩邦奇融合汉、宋易学思想，力求占、断统一，并将之与历法相配合的思想。
四、详解经传，会通义理
韩邦奇一生学术思想以及各类撰述的结集，是嘉靖三十一年由其门人张文龙集刻行世的《韩苑洛集》，其时韩邦奇已七十四岁。是集为韩邦奇一生文章、思想之汇集，总二十二卷。其中卷二十和二十一中录有韩邦奇对《周易》六十四卦分别逐个的完整解释，解释的内容涉及卦辞、爻辞以及《易传》。由此可见韩邦奇易学经典诠释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1、贯通辞、象
韩邦奇解释《易经》、《易传》的特点之一，是紧紧把握住《易经》经文与卦象的内在联系，以“象”、“辞”为结合点，结合时、位、德的特点以及乘、承、比、应等关系，力求《易经》卦象与卦辞的内在统一。如解释坎卦，韩邦奇说：
初六以阴柔居重险之下，阴柔既非济险之才，又居重阴之下，则其势又难于自免。其象则为习坎，而入于坎窞矣。自习坎而入于坎窞也。以六三言之，入于坎窞，不言习坎，例之可见。窞者，坎中之小穴，乃险中之险，可见是险中又险，无可出之理矣。凡言坎者，犹有可济之理，入于坎窞，终无可出之理矣。
再如解释大壮卦：
是于卦体上取了‘羊’之象，六五上取了‘丧’之象。盖卦体为壮，如羊也。六五不能壮，是丧羊也。
再如解释睽卦：
此爻象占通不在本爻取，只在承乘有应之爻取义。因处于二阳之间，故有‘曳掣’之象。又从睽上取上九，猜狠之象，“睽”字从卦来，“天劓”即猜狠之假像，非猜狠之外，又有髠劓也。“髠劓”皆刑，“髠”是割其发，“劓”是割其鼻，因上九阳刚为正应，故有有终之占，使非阳刚，正应则终不得合矣。
2、统一经、传。
韩邦奇解释《易经》、《易传》的特点之二，是紧紧把握住《易经》经文中重点的关键词，并结合《易传》内容而展开不同层面的思想诠释。其基本的范例，是对《易经·乾卦》卦辞的解释。韩邦奇说：
“乾，元、亨、利、貞。”“乾”字是伏羲的卦，“元、亨、利、贞”是文王系的辞。乾卦中有个大通至正的道理，故文王系以‘元、亨、利、贞’之辞。有四様解说，各不相关。其一，以卜筮言，上古所传，朱子之本义是也；其二，“大哉乾元”、“云行雨施”、“乾道变化”三节，是说“乾”字是天。“元”、“亨”是春夏生長物，“利”、“貞”是秋冬收藏物。如曰‘乾，元、亨、利、贞’者，天以春夏秋冬生长收藏万物之謂也。此以造化解也。其三，“大明終始”、“首出庶物”二节，是说“乾”字是圣人之德，“元”、“亨”是圣人得位，“利”、“贞”是成天下之治。如曰“乾，元、亨、利、贞”者，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成天下之治之谓也，此以圣人功业解也；其四，“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长人”、“君子行此四德”三节，是說乾是健，元亨利贞是仁义礼智，如曰“乾，元、亨、利、贞”者，君子以健而行仁义礼智之谓也，此又以君子之学解也。其它仿此。
3、以史解易。
韩邦奇解释《易经》、《易传》的特点之三，是在对《易经》、《易传》经文解释的基础上，并紧密结合历史中的典型人物和案例，以史证易，以事明理，从而丰富了易学的内容，达到了易学和史学的相互贯通。此种方式贯穿于韩氏对《易经》经文解释的始终，体现了韩邦奇易学解释的重要特点。如释《乾卦·文言》“龙德而隐”，韩邦奇曰：
“龙德而隐，是有圣人之德而隐，若伊、吕之徒，圣人乐则行之。是他本欲见是之人今不见，是而‘无闷’，如巢、许之徒，彼自忘世矣，不必言无闷也。若林和靖、四皓，隐士耳，非‘龙德而隐’也。”
又如论坤卦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韩邦奇曰：
“易道固当因时，也要论自家材器。坤之时，本不可为也，有‘直、方、大’之德，亦可为也。商山四皓，是‘六四’之材，只可隐处。若不自量而出，如郦生之徒，杀身必矣。萧何、张良，有‘直、方、大’之用也。” 再如解释屯卦，韩邦奇说“当屯之时，既有济屯之才，如何又不遽？进理势当如此也。彼秦、隋之乱，极矣。陈胜、李密之徒，既无亨屯之才，又不知未可遽进之义，时未可而攸往，适足以杀身，为真主之驱除。汉髙祖、唐太宗，负济屯之才，知其未可攸往也，方且潜龙于芒砀、晋阳之间，待时而动，天下一矣。时乎！时乎！读易君子尚其玩之，此兴亡之几也。”
凡此种种，在韩邦奇对易经、易传的解释中数量颇多，特点鲜明。由此可见，韩邦奇易学的另一特点，即以史解易，力求史学与易学的贯通。
由以上可见，韩邦奇易学的主要特点，主要在于以“变”为原则而求“通”。通过对易学的研究，韩邦奇以伏羲、文王、孔子的易学思想为源，以邵雍、朱熹易学为宗，并创造性的采取了大量图式与解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易学中先天与后天、卦辞与卦象、易经与易传之间的贯通，并将之延伸，力求易学与《尚书》中五行九畴之学、历法中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日以及历史中重要人物、事件之间的贯通，体现了其对易作为宇宙统一哲理的高度认同。在于就此而言，韩邦奇不可不谓明代易学史上的博洽通家。
注 释：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冯从吾.苑洛韩先生（弟邦靖附），北京：中华书局，1987．陈俊民等点校．关学编（附续编）[M].51页
【3】韩邦奇．易占经纬[M], 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M]子66.
作者简介：
刘学智（1947——），男，陕西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宝鸡文理学院双聘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道教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家与道教研究、汉唐三教关系研究、关学研究。
魏 冬（1977——），男，陕西合阳人。哲学博士，西藏自治区首位哲学博士后。西藏藏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西藏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师从刘学智教授从事儒释道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藏传佛教与儒道关系研究。
此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第5号招标课题“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研究”（项目号：11JZD05）阶段性研究成果，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2590）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新出字2011-407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