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智
摘 要 張載是宋代理學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者，其創立的關學是理學發展史上重要一脈。張載以其理論的高度和深度、體系的縝密和謹嚴，成就了宋明理學史上第一座高峰；張載“立命”“繼絕”的文化精神，“民胞物與”的倫理境界以及在張載影響下形成的關學群體的風骨和節操，都凸顯出張載關學不同於其他地域性學派特有的精神氣象；無論歷史上還是當代，關學對培育關中乃至陝西人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風貌，都發生過或正在發生著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張載 關學 歷史地位 精神氣象
作者簡介：劉學智，陝西師範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孔子學會會長。《關學文庫》總主編。（中國，陝西省，西安市，郵編：710062）
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孔子創立的儒學無疑處於主導地位。經過先秦儒學、漢唐儒學的演進，到宋明時期，儒學發展成為理學。理學是當時的思想家們克服了漢唐儒學之弊，在“三教合一”的背景下面對新的時代課題而創立的新儒學。張載正是宋代理學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者，關學是理學的重要一脈。
理學產生於北宋，但它是長期以來佛道氾濫的情況下儒學復興運動的產物。錢穆說：“治宋學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韓氏為之率。”也就是說，理學所代表的儒學復興運動及其所表現出的基本思想取向，可以在自韓愈以來的新儒學運動中找到它的淵源。韓愈雖然沒有建立一個系統深刻的儒學思想體系，但他確立的排釋老而返之儒，倡言師道，確立道統，推崇《孟子》，高揚心性的精神方向，則開宋明理學之先河。其弟子李翱發揮了《孟子》《中庸》的心性論，吸收了佛教的心性本體論，提出了在心性論上有創新成就的“複性”說。韓、李提出的“道統”說和“複性”說，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哲學發展的進程，使唐代已形成的三教歸一的趨勢朝著歸向儒學的方向發展，遂開宋明理學之先河。
理學還可以在宋初思潮演變和佛道發展的動向中找到其直接的淵源。漢唐儒學的特徵是重恪守章句訓詁和注疏之學的經學，這種風氣發展至北宋慶歷年間出現了一個大的變化，這就是義理之學的興起。王應麟說，“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慶曆學風之變，由李覯、范仲淹以及胡瑗、孫複、石介等所謂的“三先生”開其先，他們繼承了懷疑故訓而以新意解經的風氣，治學重經義，輕訓詁，重經世致用，強調正心修己，明體達用，這是慶歷時期經學史上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其所明之“體”正是對此後宋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的“道”體，所以理學又稱為道學。
從思想淵源上說，理學又是晉、唐以來儒、釋、道三教融合發展的產物。理學家在建立其理論體系時，受晉唐以來儒與釋、道交融的文化背景和氛圍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或借鑒了佛教、道家和道教的本體論、心性論及思辨方法，並將其融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這是幾乎所有的理學家共有的特徵。事實上許多理學家如張載、二程，他們大都經過出入佛、老而後歸之於儒的心路歷程。正因為理學家能吸收佛道的理論成果同時又進行新的理論創造，於是才能超越漢唐儒學，使儒學得以在三教鼎立之下再度興盛於世。作為理學重要一支的張載關學，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
一、張載是理學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在宋明理學史上湧現出諸多思想家，其中北宋張載、南宋朱熹、明代王陽明代表了理學史上的三座高峰，張載則是宋明理學史上第一座思想高峰。
北宋慶曆、熙寧時期，出現許多有影響的思想家，時稱“北宋五子”的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顥、頤）大都活躍於這一時期，他們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理學的發展。一向被視為理學開山祖的周敦頤，以援道入儒的方式，為理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他在《太極圖說》中，一改孔子不大講“性與天道”的傾向，而把道教的宇宙論與儒家心性論結合起來，形成了將“宇宙—倫理”相貫通的“天人合一”思想模式。由周敦頤開出的“合老莊於儒”的天人合一致思趨向，已大致規定了宋明時期思想發展的基本方向。不過，周敦頤的思想受道教的影響較大，其系統的新儒學體系並沒有嚴整地建構起來。他被推為宋初儒宗的地位，是因二程、朱熹一系的高揚而被成就了的。邵雍以講先天象數學著稱，他的“先天學”淵源于道教方士的“先天圖”，只是他將其與漢代易學象數體系結合起來，以易的八卦說為基礎，以其象數的數量關係推演天地萬物，這就把象數視為最高的法則。他的這套煩瑣複雜的象數體系在理學的形成過程中並不占主導的地位。二程是與張載同時的學人，他們之間交往比較密切，相互之學術切磋也比較多，他們曾在京師相會，“共語道學之要”。張載雖比二程年歲大些，但是很虛心。他在京師開封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眾。當他覺得二程對《易》理的把握更為深刻時，便對人說：“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弗及也，汝輩可師之。”（《關學編》卷二）次日遂撤去虎皮，不再講《易》。張載與二程在思想本體論上有所不同，二程主張“理”為最高範疇，張載則以“太虛-氣”為最高範疇。在這方面二者也有過多次思想的交鋒。二程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南宋的朱熹，形成了以理為本原的思想體系。而張載的思想則是在氣論的基礎上講心性論，其確立的“性與天道為一”的思想主題，影響了整個宋明理學。作為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者，宋明理學的一些基本範疇和重要命題，在張載那裏已經提出或見端倪；理學的基本框架在張載那裏已見雛形；張載批判佛老的態度也成為理學家的基本理論立場。張載提出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人性論、“變化氣質”的工夫論，“德性之知”和 “見聞之知”“心統性情”的認識論和“立誠”“盡性”的道德修養論，以及《西銘》所闡發的“民胞物與”的境界論，也多為宋明諸儒承繼和闡發。張載的思想是在總結漢唐儒學“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關學編》卷二）之“大蔽”，在“出入佛老數十年”，又反思北宋社會積弊的思想基礎上所進行的理論創造。所以全祖望說他“勇於造道”，馮從吾謂“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柛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關學編》卷二）可見，他所達到的理論高度不僅孟子以降至此無人及之，也把北宋理學推向最高峰。
“關學”絕非一般意義上的“關中之學”，而是指張載以來的關中理學。在史家看來，“關中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己任，然後斯道粲然複明。”此“道”即自先王以迄孔孟以來的儒家道統，此一道統經宋儒周程張朱的闡釋，後之關中諸儒，“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於道。”（余懋衡《關學編序》）所以，從廣義上說，關學是指由張載開創及其後一直在關中傳衍著的理學的統稱；而狹義的關學，則指張載及其後在關中流傳的與張載學脈或宗風相承或相通之關中理學。事實表明，關學是一個有本源根基、學脈傳承、學術宗旨、風格獨特而又開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學學術流派。
二、“立命”“繼絕”的文化擔當
張載“為人志氣不群”，小時即樹立了很強的使命意識。為此，他立志向學，且“無所不學”。早年他“喜談兵”，時有彬州人焦寅喜談兵法，張載嘗從之遊。當時西夏常騷擾北宋西北邊境，宋朝政府派兵抵抗，卻常有不敵，這對少年張載刺激很大，於是他“慨然以功名自許”，立下為民除患、為國建功的宏願。21 歲時他竟遠赴延州，謁見了時任招討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陳述了自己願意保衛邊疆的宏願。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不過他認為張載並不適合於帶兵打仗，於是啟發他“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並勸他讀《中庸》。他對《中庸》雖然喜愛但讀後感到並不滿足，遂又讀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於是再“反之六經”（以上見《關學編》卷一），歸向儒學，在孔孟這裏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於是他系統閱讀了《易》、《孟》、《庸》、《禮》等儒家典籍，嘗危坐一室，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而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他以“勇於造道”的精神，艱苦力學，精思力踐，窮神研幾，盡力探討宇宙和人生的奧秘，終於成就了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所著《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等，以其所“自得之者”，構建了一個“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呂大臨：《行狀》）的貫“性與天道為一”的思想體系。王夫之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張子正蒙注·序論》）這是對他的思想價值的充分肯定。而這一切的取得，都是建立在他的強烈使命意識基礎上的。
關學在其傳衍的過程中，雖然其學術觀點或旨趣屢有變化，但其文化精神則前後一貫，且一脈相承。趙馥潔先生曾將其概括為“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勇於造道”的創新精神，“崇禮貴德”的學術主旨，“經世致用”的求實作風，“崇尚節操”的人格追求，“博取相容”的治學態度等六個方面。而其最有特色的則是關學學人的“立心立命”使命意識和“崇尚節操”的人格追求。
最能體現張載博大胸懷、精神氣象和哲學使命的，是他的著名的“四為”句，這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黃宗羲所以稱其“自任之重如此”，即認為這是張載為自己確立的重大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並且開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
“為天地立心”體現了張載偉大的理想、抱負，張載主張一切有社會擔當和有責任心的志士仁人，都應順應宇宙萬事萬物的要求，自覺肩負起為社會確立精神方向和價值系統的歷史使命。在張載看來，“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人者，天地之心也。”是說，天地本無心，但人要為天地立心。人為天地所立之心，就是“立天理”之心。張載說：“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橫渠易說·上經》）“天地之大德曰生”，既是一個宇宙論的命題，也是一個價值論的命題。張載思想的特點是“天人合一”，說“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從“天人合一”的意義上去理解“為天地立心”，一方面要立“認知心”（明），強調人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認識能力，去認識和把握宇宙萬物的本質和規律；另一方面要立“道德心”（誠），“天地之心”就是善的天德良知，“為天地立心”，就是要努力為社會建立一套以仁、義、禮、 智、信、孝、悌、忠、恕等道德倫理為核心的價值系統。可見，“為天地立心”，有著宇宙論和價值論的雙重意義，而其價值論面向則是所“立心”的主導方面。
“為生民立命”，是張載要為民眾提供做人的基本準則、精神方向和價值目標。“生民”指民眾。“立命”即“立道”。“立命”一詞出自《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按照漢趙岐的解釋：“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夭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強調人要養性事天，修身立命。就是說，張載把引導民眾確立正確的生活準則和精神方向為其奮鬥的目標，以幫助他人安身立命，確立起生命的意義。在這裏，張載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給人們尋找一個精神的家園，使之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為生民立命”體現了張載崇高的精神追求。
“為往聖繼絕學”，“往聖”，指歷史上的聖人。“絕學”，指歷史上受異端思想衝擊而被中斷了的儒家傳統。這個傳統既指學統，更指道統。儒家道統相傳是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至孔子一直傳承著的“先王之教”“仁義之道”。唐代韓愈曾指出，這個道統自孟子之後受佛教、道教的衝擊而中絕了。張載以崇高的使命意識和無畏的擔當精神，在“學絕道喪”之時，奮力承載起傳承和弘揚儒家道統的歷史使命，通過“立大本，斥異學”，建立起“一天人、合內外”的足以與佛老相抗衡的新儒學體系。故王夫之稱讚道：“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張子正蒙注·序論》）“為往聖繼絕學”既體現了張載的學術使命，也彰顯了張載的精神境界，同時也為此後理學的發展指明了精神的方向。關學學人正是在這種“立命”“繼絕”精神的激勵下，才使“當今洙泗風，鬱鬱滿秦川”。
張載“立心”“立命”“繼絕”的最終目的，在於實現終極的社會理想：“為萬世開太平”。“太平”、“大同”等觀念，是周公、孔子以來的理想社會。他們認為，只有施“仁政”和“禮治”，才能達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太平”“大同”社會。那樣的社會政治清明，社會和諧，“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們能以仁愛的原則對待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社會財富均等，社會秩然有序：“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禮記·禮運篇》）這種理想化的社會雖然在古代並不存在，但是作為一種理想總能給人樹立一種積極進取的目標。張載和孔子一樣，非常嚮往“三代”那樣的行“仁政”和“禮治”的社會。在他看來，通過實行井田制，以實現“足民”“均平”的社會訴求，天下就會長治久安。所以張載一直以恢復“三代”為自己的政治理想。重要的在於，張載以更寬廣深遠的視野，把這種理想的社會狀態推之于“萬世”，以為人類謀求永久安定、太平、祥和的社會願景，這種胸襟和氣度，是和張載對儒家境界的深刻了悟、對儒家情懷的深切體悟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總之，張載的“四為”句，涉及士人對民眾生活原則、精神價值、生活意義、學統傳承、政治理想的追求，表達了張載寬廣的胸襟與博大的情懷，展示了士人對人類崇高理想的嚮往和孜孜以求，也彰顯了關學學人的文化精神，故一直以來為歷代士人特別是關學學人所尊奉。
三、“民胞物與”的倫理境界
張載的思想極為豐富，其“太虛即氣”的本體論，“一物兩體”的矛盾觀，“變化氣質”的修養論，“貫性與天道為一”的“天人合一”哲學體系，“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的思想架構，在理學史上獨樹一幟。而張載思想的靈魂和精神標識則是《西銘》，《西銘》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被後人概括的“民胞物與”，它集中體現了張載的倫理境界。
張載所著《正蒙》最後一篇叫《乾稱篇》，張載把其中的第一段話抽出，取名《訂頑》，將最末一段話也抽出，取名《砭愚》，分別書于橫渠“學堂雙牖”。二程對這兩篇短文極為讚賞和推崇，而分別命之為《西銘》、《東銘》，並說“子厚為二銘以啟學者”。又指出：“仁孝之理備於《西銘》之言。”（《二程粹言·論道篇》）指明了《西銘》的核心是講仁孝倫理。程顥稱：“《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程頤稱讚說：“《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宋史·張載傳》）朱熹也肯定了“《西銘》之意，與物同體”的說法。從後人的評論可看出，《西銘》鮮明地表達了“天人一體”的觀念。
張載在《西銘》中首先指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思是說，天是我的父親，地是我的母親，人是天地所生，稟受天地之性，和萬物一樣生存於天地之間，在宇宙間是很藐小的。陰陽二氣構成了人的身體，“太虛”之湛然澄明之氣規定了人善良的本性。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間人和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其中所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句，後人把它概括為“民胞物與”，其價值指向是人人都應該對他人、對社會、對萬物盡自己的一份職責，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這是對孔子“仁愛”、孟子“仁民而愛物”思想的拓展，並把“仁民而愛物”提高到價值論的高度。這裏，張載明確地表達了儒家的忠孝倫理和仁愛精神，其中蘊涵著“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哲學境界，引出了理學的宇宙意識，是張載“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
其次，進入社會層面，張載具體分析了如何把儒家仁愛、忠孝的倫理精神貫徹於社會生活中，他說：“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這是把孟子一直宣導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愛”思想進一步深化，強調尤其要關愛社會的弱勢群體，要把天下殘疾孤苦、受苦受難、無處申告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張載擴展了孔孟“仁愛”的範圍，發展了“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思想。在這裏傳遞的是人間的大愛，強調每個人都有尊重和慈愛他人的義務，也有被尊重和被慈愛的權利。誠如此，不僅人與自然要和諧，而且社會也應是一個和諧的大家庭。這是張載以開闊的胸懷與平和的心態看待宇宙和人生而形成的和諧倫理思想，是張載對和諧的社會人際關係的嚮往和憧憬。近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多種場合談及“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這一思想是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的價值為基礎的。而這些是與張載所追求的“民胞物與”、“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倫理境界和價值追求相貫通的。可以說，張載的“民胞物與”是今天在國際關係中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思想淵源。
再次，張載在《西銘》中指導我們應該堅守一種積極進取和樂天安命的生活態度。他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處於富貴的境況，雖可安樂享福，但千萬不要驕橫，要知道這是天地對你的關愛和眷顧；如果一個人處在貧賤的境遇，雖有困苦憂愁，但也不要絕望，應該將其視為天地對你的鍛煉和考驗。後人常用“貧賤憂戚，玉汝于成”來概括這個意思。張載強調我們人無論在何種境遇之下，都要保持積極的、淡定的心態，順境時不要驕傲，逆境時不要悲觀。活著，就應當順從事物盡力做事；死了，我們就安然寧靜地休息。人生既要積極進取，也要隨遇而安，樂天安命，這裏鮮明地體現了張載既積極又超脫的人生態度。正如陳來所說，“《西銘》境界高遠，卻聯繫著人倫日用。”
總之，《西銘》中包含的思想和精神就是：尊重人、愛人的儒家仁愛精神；天地一體、萬物平等的宇宙觀念；積極進取的文化精神；樂天安命的生活態度。正因為此，《西銘》受到歷代學人的普遍關注和推崇。
四、關學學人的風骨和氣節
張載創立的關學，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之精深，境界之高遠，節操之高尚，堪稱楷模。值得慶倖的是，張載開創的關學學脈一直沒有中斷，關學學風也持續被承傳弘揚。較早受學于張載之門者，有藍田“三呂”（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以及范育、蘇昞、游師雄等，他們中的許多人終身恪守張載的學術宗旨。呂本中曾說：“伊川先生嘗至關中，關中學者皆從之遊，致恭盡禮。伊川歎‘洛中學者弗及也’。”（《童蒙訓》）全祖望也曾說：“關學之盛，不下洛學。”（《宋元學案》卷三一，《呂范諸儒學案序錄》）張載可考見的弟子除上述外，還有潘拯、薛昌朝、李複、邵清、田腴、張舜民等，其中呂大鈞、呂大臨、蘇昞、範育等人對關學的形成與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張載諸弟子身後，關學在師承上雖無洛學那樣一個綿延久遠的授受序列，但張載思想及其關學精神則一直代代承傳。金元時有楊奐、楊恭懿，蕭維鬥、同恕等；明代有王恕、王承裕，薛敬之、呂柟、韓邦奇、馬理、馮從吾、張舜典等；清代有李二曲、王心敬、王建常、李元春、賀瑞麟、劉古愚、柏景偉、牛兆濂等，牛兆濂可視為傳統關學最後一位傳人。從《關學編》及《關學續編》等關學學術史著作可見關學統緒延綿不絕，其“源流初終，條貫秩然”。隨著時代的變化，關學的學術旨趣雖有所轉化，但“橫渠遺風，將絕複續”，關學精神，世代相承。
關學學人都有一個鮮明的特徵，那就是重視禮儀教化，主張身體力行。前者造就了關中文化隆禮重儀的古樸雅韻，後者使關中文化湧動著鮮活的生命力。那種“敦善行而不怠”、堅持真理、不畏權貴，不苟且、不合汙的精神節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理想信念，“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生信條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一直使儒家的優良傳統閃爍著熠熠光芒。這裏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張載身上所凝結的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風骨，剛正不阿、崇尚氣節的道德人格和節操，在歷代關學學人身上依然鮮明地得以持守和光大。
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因時為禦史中丞的呂公著的推薦，宋神宗召見了張載，並與他討論治國之道。他在闡述自己以“三代之治”為目標的政治理想時，強調經濟上要調整好分配關係，不要兩極分化，還提及對民眾的教育等問題。神宗聽後非常讚賞，準備委以重任，但他卻推辭了，說“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以後王安石又找到他，請他參與新政，大概因為在改革觀念上的分歧，他沒有聽從。後來，其弟張戩因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貶職，他感到很不安。本來他做官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既然理想難以實現，於是決定退隱，辭官回鄉。张载一直强调“大义大节须要知”（《经学理窟·义理》），“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橫渠易說·下經》），主張“欲身行之，為事業以教天下”（《橫渠易說·下經》）。他自己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經學理窟·自道》），在公道大義面前，他從不畏懼，而於私，則了無所求。張載誠心為公道和理想而獻身，當理想不能實現時，決不為一官半職而苟且、阿時。這種重大義大節的精神，在此後形成了關學特有的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風骨，剛正不阿、崇尚氣節的道德人格和節操。並一直影響了歷代的關學學人。試舉二例：
長安馮從吾（號少墟），在他生活的明萬曆、天啟年間，朝廷腐敗，宮廷宦官權勢很大，一些官僚文人往往投身于他們。馮從吾則保持其節操，拒絕與之往來，且不畏強權，敢於仗義執言，被人戲稱為“吃生豬肉”者。明神宗朱翊鈞中年後日日深居宮中，沉湎酒色，不理朝政。面對長期潛伏的社會危機，馮從吾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殺身的危險，在皇太后長秋節之日上書《請修朝政疏》。這份奏疏把矛頭直指皇帝，說他“歡飲長夜，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朝政何廢弛至極也！”規勸神宗：“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為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為可忽！”並直言“天下之心不可欺！”神宗頓時大怒，立即傳旨對其“廷杖”，後由於大臣們出面聯保，方倖免於難。然終因不願結交權貴，不願和腐朽勢力同流合污而被罷官。馮從吾回到長安後閉門謝客，專心致力於著述和講學。在他的努力下，關中書院應運而生。明熹宗時，宦官魏忠賢專權，大肆鎮壓東林黨人和正直的士人，馮從吾遂受牽連，但他決不屈服。天啟六年，魏忠賢下令毀天下書院，派爪牙到陝西，拆毀關中書院，馮從吾痛心疾首，飲恨而死。
周至李顒（號二曲），學識淵博，聞名海內，連皇上也非常仰慕他。但他因民族情懷和個人精神追求等原因，終生不仕。康熙十二年（1673），陝西總督鄂善以“一代真儒”向朝廷薦舉二曲，二曲以疾固辭。康熙十七年（1678），兵部主政房廷禎又以“大儒宜備顧問”薦舉，撫軍亦以“博學鴻辭”薦，朝廷催迫緊急，守令至門，敦逼上道，他仍以疾固辭，至此臥病，終不赴。但地方官員不肯甘休，命人欲強行將二曲從當時寓居的富平用床抬至西安，欲其赴任，二曲遂以絕食抗拒，滴水不入口者五晝夜。地方官見勢不可強，只好作罷。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欲召見他，二曲仍以疾固辭，康熙帝無奈以“高年有疾，不必相強”准許，賜禦書“操志高潔”匾額，並制《金山詩》一幅賜之。這充分彰顯出李二曲的錚錚鐵骨與氣節！王陽明說：“關中自古多豪傑”，誠哉斯言！
張載創立的關學綿延八百餘年，作為理學的重要一脈，在其漫長的歷程中，以其獨有的鮮明特色，為中華民族的智慧寶庫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思想學說和精神境界不僅在歷史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仍有著重要的價值，是陝西歷史上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資源。關學重使命、崇道德，求真務實，經世致用，崇尚氣節的文化精神，不僅在歷史上影響了一代代關中士人的風格、品行和節操，而且以其在社會生活中的豐厚遺存和深刻影響，仍然在塑造和培育著當代關中人的精神風貌和行為方式，培育著關中乃至陝西人純樸、質實、耿直、堅韌、誠信的文化性格，也對關中乃至陝西人形成求真務實、勇於擔當、恪守正道、博取相容的品格和精神風貌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在今天，弘揚張載關學的文化精神，對於我們端正社會風氣，促進和諧社會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仍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