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藏医学院 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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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 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关键词】 韩邦奇 关学 正蒙拾遗
韩邦奇（1479—1555），字汝节，号苑洛，明代陕西西安府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人，是继“三原学派”王恕、王承裕父子之后，与吕柟、马理同时而齐名的关学重要代表人物。韩邦奇一生学问淹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记问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之属，无不博览精思，得其要领。……其它辨论经义，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1】《明儒言行录》亦载:“（韩邦奇）性好学，老不释卷，尤精于律数。……其学以精一为宗，以培养夜气为本，以修明礼乐为要，旁通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门、兵阵诸家。”【2】然如清人刁包所言：“韩先生远祖横渠，近宗泾野，其学得关中嫡派”。【3】邦奇与吕柟关系暂且不论，其“远祖横渠”、“其学得关中嫡派”之说，亦有其门人白璧以其“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一语以证之。【4】韩邦奇之学，淹博精深，如何归之于张载关学？这是研究韩邦奇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即根据韩邦奇一生不同阶段之著述，展现其思想发展变化历程，并对其关学思想特征做一彰显。
一
韩邦奇“幼灵俊异常，承训过庭，即有志圣学”，【5】51 而其父，就是当时研习《尚书》的著名学者韩绍宗。王九思《韩莲峰墓碑》载：“（韩绍宗）十岁读书，日记千言，盖受《尚书》武清令伦所。武清令伦者，先生之叔父也，精通《尚书》。以此尽传其秘，十六而为学官弟子。”【6】韩绍宗十岁开始读书，并跟随其叔父武清令韩伦学习《尚书》，得到秘传。后因乡试不中，于华山云台观授经三年，明成化戊戌（1478年）中进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其“学识才品，当世推重”，世人尊之为“莲峰先生”。【5】51
韩绍宗与其子韩邦奇（汝节）、韩邦靖（汝庆）等“父子兄弟以学问相为师友”【5】51， 家学之风，由是可见。且“朝邑韩苑洛讲学，其父莲峰老人督之”【7】556-105，韩绍宗在学业上对韩邦奇严格要求，对其讲课授学必亲自指导，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韩邦奇深受家学影响亦是必然。由于韩邦奇早年聪慧，秉承家教，发愤好学，十余岁时，即有研习《尚书》之作，“为诸生治《尚书》时，即著有《蔡传发明》、《禹贡详略》、《律吕直解》，见者叹服。”【5】48-49这些著作，大略是韩邦奇早年的著作。其中所言《禹贡详略》一书，今存。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书类存目》本书提要云：
此书训释浅近，惟言拟题揣摩之法，所附歌诀图考，亦极鄙陋，乃类兎园册子。前有邦奇自为小引，云：“略者，为吾家初学弟子也，复讲说者举业也。详释之者，使之进而有所考也。” 后有蓟门欧思诚跋，述邦奇之言，亦曰：“特以教吾子弟，非敢传之人人，”则是书本乡塾私课之本。思诚无识而刻之，转为邦奇累矣。至于每州之下各加某州之域四字，参于经文之中，尤乖体例，邦奇必不如是之谬。殆亦思诚校刊之时，移其行欵也。朱彝尊《经义考》载，“邦奇书说一卷。注曰未见”，而不载此书。其卷数则相同，或即因此书而传讹欤。
由此可见，《禹贡详略》一书乃是韩邦奇对《尚书·禹贡》篇的研习之作，其目的是为满足自家弟子初学《尚书》以科举应试之需，而并非意在传之于世。而且内容也较为浅陋，故说“是书本乡塾私课之本”者也。而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四关于是书所记，亦与上述所引大略相同，并引韩邦奇自序，言作于“弘治丁巳”，由此可知此书作于“弘治丁巳”年，是年韩邦奇年当十九，可见韩邦奇著书立说之早。而《蔡传发明》一书，今虽已不存，然由书名可见，此书乃韩邦奇对宋儒蔡沈《尚书集传》（又名《书集传》）的思想发挥，且当亦作于此年先后。此二书，均为韩邦奇早年随父研习《尚书》所得，由此可见韩邦奇《书》学之家学渊源。
此后，大约由于应科举考试之需，韩邦奇所学范围有所扩展。这主要表现在二十多岁时，韩邦奇所著的《易学启蒙意见》、《律吕直解》二书。《律吕直解》是韩邦奇对蔡元定《律吕新书》的解释之作，后被编入《苑洛志乐》第一、二卷。《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乐类提要》曰：“是书首取律吕新书为之直解，凡二卷。”关于该书的内容及完成时间，韩邦奇《律吕直解序》说：“弘治间，余为举子时，为之直解。”（韩邦奇《律吕直解序》，《苑洛集》卷一），韩邦奇为举子，时在弘治十七年（1504），韩邦奇二十六岁时。由此知《律吕直解》成于当时，为其早年律学著作。关于此书之内容，韩邦奇于《律吕直解序》指出，蔡元定的《律吕新书》“上宗班固，斟酌马迁以下诸儒论议”，“亦略明备矣”。“然理虽显而文隐，数虽著而意深”，故而为之“直解”。“直解者，不文，欲易读也”。在本书中，韩邦奇对“黄钟用九，不用十”、“必求中声，不当从事于器数”、和“太玄无形，太阴无声，茍得其妙，一弦可也，无弦亦可也”的观点提出批评，并提出：“故君子不为荒唐之虚言，究心制作之实用，黄钟之用宏矣。岂独乐哉？制事立法，度物轨则，大而天地日月，小而衣服盘盂，皆其用也。其体物而不遗者乎！”这是韩邦奇对蔡元定律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早年其留心礼乐的具体体现。
《易学启蒙意见》是韩邦奇早年完成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也是韩邦奇早年易学和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此书通常称为《启蒙意见》，又名《易学疏原》，约作于弘治十六年，时年韩邦奇二十五岁。关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提要》曰：
是编因朱子《易学启蒙》而阐明其说。一卷曰“本图书”，二卷曰“原卦画”，皆推演邵氏之学，详为图解。三卷曰“明蓍策”，亦发明古法，而附论近世后二变不挂之误。四卷曰“考占变”，述六爻不变及六爻递变之旧例。五卷曰“七占”，凡六爻不变、六爻俱变、及一爻变者，皆仍其旧。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变者，则别立新法。以占之所列卦图，皆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与焦延寿《易林》同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非汉儒之易也。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启蒙意见》是“因朱子《易学启蒙》而阐明其说”，故而书中大量引用朱熹《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中的内容进行详细解释。此可见朱熹易学为韩邦奇早期易学思想之重要渊源。然因朱熹《易学启蒙》是为阐明邵雍易学思想而作，所以总而观之，韩邦奇易学思想既是朱熹易学思想的阐明，也是邵雍易学思想的推演。上引《启蒙意见》第一、二卷“皆推演邵氏之学，详为图解”，亦以道明。另关于邵雍、朱熹与《周易》的关系，韩邦奇在《启蒙意见序》中亦有所阐述：
宋邵康节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朱晦庵氏为之本图书，为之原卦画，为之明蓍策，为之考占变，于是乎，《易》之先后始有其序，而理数辞象之功懋矣。（《启蒙意见原序》）
邵雍和朱熹的易学理路，都是立足于象数而推演其义理之学。这一思路，亦是韩邦奇易学的思路。然韩邦奇的《启蒙意见》，虽本于邵雍、朱熹，然亦有所创见。除上言“发明古法，而附论近世后二变不挂之误”和“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变者，则别立新法”之外，《四库提要》还有“其宗旨则宋儒之易，非汉儒之易也。”一语。这一宗旨，主要表现有二：一者，沿袭邵雍、朱熹将大易分为先天、后天的思想，提出“其本同其末异，其生异其成同”的观点。这即是说，对于邵雍所倡导的“加一倍法”（先天之义）和孔子所创立的“相荡”法（后天之义）而言，太极到八卦的生成是相同的；然而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则是不相同的，先天之义的过程是由三爻的八卦慢慢扩展到四爻、五爻，直到六爻，而后天之义则是由三爻的八卦两两相荡，直接形成六爻，这就是“其本同其末异”。虽然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不同，但是最后生成的六十四卦是相同的，所以“其生异其成同”也。其二，在本书中，韩邦奇以太极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终极本原，并创立了具有新特色的“太极图”：“维天之命”图和“圣人之心”图。“维天之命”图扬弃了周敦颐太极图分为五层、叠为架屋的方式，而是将五层融合为一，用来体现其“阴阳、五行、万物不在天地之外”和“阴阳有渐，无遽寒遽热之理”的思想。“圣人之心”图与“维天之命”图结构相同，体现了人心即天理、天与人相合、生命演化与造化化生之理相同的思想。这一思想是韩邦奇研习朱子《易学启蒙》的重要思想创获，而这一太极图式也对后来易图学发展具有较大影响。①
明正德三年 (1508)，韩邦奇三十岁，与弟邦靖同榜题名，考中进士，号称“朝邑二韩”。此后韩邦奇虽步入仕途，然仍潜心于早年的《易》、《书》之学。约于正德十年，韩邦奇三十七岁时，完成了《洪范图解》一书。关于此书，《四库提要》说：
是编因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复为图解，于每畴所分之九字系以断语，俾占者易明。其揲蓍之法与《易》之蓍卦相同，所言休咎皆本于《洪范》，亦与《易》象相表里，盖万物不离乎数而数不离乎奇偶，故随意牵合无不相通云。
由此可见，此书大抵是韩邦奇在早年尚书和易学的基础上，本之于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力求二者贯通的著作。在此书中，韩邦奇首先对蔡氏以《洪范》与《河图》、《洛书》相贯通，“亦与《易》象相表里”的观点用图解方式作了解说，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洪范》“揲蓍之法与《易》之蓍卦相同”的观点，并以大量图解作了说明。接着，韩邦奇总结了《洪范》卜筮的规律是：“象以偶为用者也，有应则吉；范以奇为用者也，有对则凶”和“正数者，天地之正气也，其吉凶也确；间数者，天地之间气也，其吉凶也杂”二者，他认为这是“范学传灯之秘”，对之极为赞叹。《洪范图解》一书，是韩邦奇在象数角度贯通《易》、《书》的思想的重要著作。
由此可见，韩邦奇早年的思想，首先是基于家学，重点在《尚书》，此时的著作主要是《蔡传发明》、《禹贡详略》；后来为了科举需要，而拓展到对易学和律学的研究，这时的代表作，是二十岁间完成的《启蒙意见》、《律吕直解》二书；三十岁中举任仕之后，以《洪范图解》为标志，达成了《书》和《易》的贯通。宋儒邵雍、朱熹、蔡元定、蔡沈的易学、尚书学和律学思想，对韩邦奇影响比较大，说韩邦奇早年之学是“秉自家传，出于程朱”，恐不为过。
二
正德十一年（1516），是韩邦奇仕途和学问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年，韩邦奇为朝廷上疏《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揭露和抨击了贪官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的恶行，并作《富阳民谣》，控诉了官府的欺压和掠夺。然被贪官污吏诬奏为“擅革进贡，诽谤朝廷”而被逮下诏狱，后又被革职为民。早期程朱理学的洗礼和入仕后宦海世事的历练，使韩邦奇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他的思想，从“少时锐意于诗文”，“留心于礼乐”，而走向“乃幡然于性命道德之学”。是年，韩邦奇完成《周易本义详说》一书二十六卷，并授门人赵子春。关于此事，《苑洛集》卷五《乡进士赵子春墓志铭》言：“正德丙子，苑洛子之家食也，子春执羲经而问焉。苑洛子授以否、泰二卦，子春曰：‘乾与坤消长之间，欲整顿耶？芳也，何德以堪之？’问坎、离，而苑洛子弗答。子春曰：‘未济、既济之相交其后乎？非芳也之急。’苑洛子奇之曰：‘是可以言进退存亡之道矣。’遂手著《本义详说》二十六巻以授之，俾诵习焉。”对易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为韩邦奇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基础。正德十三年（1518），步入四十不惑之年的韩邦奇，于谢客讲学间完成了《正蒙拾遗》，②正是这一思想转型的代表作，也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的最后归宿。
《正蒙拾遗》虽完成于韩邦奇四十岁时，然韩邦奇对《正蒙》的研究并不止于当时，而是起步甚早。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韩邦奇在其为刘玑所作《正蒙会稿序》中，提及自己研读《正蒙》的大略经过：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刘先生《正蒙会稿》见遗。初，弘治中，余尝为《正蒙解结》，大抵先其难者。继见兰江张子廷式《正蒙发微》，详尽及于易者。顾于予之《解》略焉，尝欲合二书而刻之，今见《会稿》则难易兼备矣，乃取《解结》焚之。使廷式见之，亦将焚其《发微》乎？《正蒙会稿序》（《苑洛集》卷一）
“初，弘治中，余尝为《正蒙解结》，大抵先其难者”。“弘治中”，即在明孝宗弘治一年（1488）——弘治十八年（1505），其时韩邦奇年当十岁至二十七岁之间，与其作《启蒙意见》、《禹贡详略》、《律吕直解》等大略当同一时期，概为其早年著作，由此可见韩邦奇研读《正蒙》之早。这是第一阶段。其后，韩邦奇见到张廷式的《正蒙发微》，认为此书有“详尽及于易者”而己作《正蒙解结》有“大抵先其难者”的特点，可相互发明，故欲合刻之。这是第二阶段。到正德年间，又见到刘玑所著《正蒙会稿》，读之而以其“难易兼备”，兼取前二书之所长，故“取《解结》焚之”，并叹曰：“使廷式见之，亦将焚其《发微》乎？”，这是第三阶段。关于韩邦奇研读《正蒙》此一进阶经过，其门人樊得仁所撰《性理三解序》亦有记载。那么，韩邦奇为什么还要做《正蒙拾遗》一书呢？樊得仁《序》中亦有揭示，其曰：
正德以来，世儒附注于《正蒙》者复数家，后先生乃以张子之大旨未白，一二策尚欠详明，于是作《拾遗》。
由此可见，韩邦奇因为看到《正蒙》之注甚多，然而并未揭示张载哲学之大旨，于个别文句解释也尚欠详明，故而作《正蒙拾遗》。这大略是韩邦奇研读《正蒙》的第四个阶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韩邦奇《正蒙拾遗》一书初步完成之后，大约有二十多年未曾刊行面世。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樊得仁重刻《性理三解》时，以《正蒙拾遗》替代其中《律吕直解》，如此《正蒙拾遗》才得以正式面世。窃以为，樊得仁以门人身份刻印《性理三解》此一行为，应经其师韩邦奇同意或授意而后可行之。那么，自正德十三年（1518）韩邦奇四十岁之时《正蒙拾遗》成书，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刻行世，此间二十多年，韩邦奇为何仅以《正蒙拾遗》见示于弟子门人，③而不愿刊行于世？除了其对初稿或有未当自处要做修改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而嘉靖二十一年应樊得仁之请，以《正蒙拾遗》替代《性理三解》中之《律吕直解》，且以之置于书首，正说明韩邦奇此时已对《正蒙拾遗》修订完善，并对之特为重视也。此大略可为韩邦奇研读《正蒙》之第五阶段。由此可见，韩邦奇对《正蒙》之研习，虽始于年少十余岁，而至六十四岁时方成熟完善，这一过程历时四、五十年，是一个由粗浅到深刻，从雏形到成熟，不断持续深入的长期过程。张载所谓“仰思俯读”，其中艰辛，韩邦奇当有体验之！《正蒙拾遗》虽然篇幅不大，然将之视为韩邦奇一生费力最多、费时最久的覃思之作，当不为过。而将此书与韩氏前后其余著作相比，其中所阐之天人、性道思想，亦如张载所言“吾之作是书也，譬之枯株，根本枝叶，莫不悉备”，“又如晬盘示儿，百物具在”者也，将之定之为韩邦奇由程朱而复归于张载的哲学本旨之归结，应不为过。
经过对《正蒙》的长期体认，韩邦奇对张载极为敬仰，他如此评价张载：“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正蒙拾遗·太和篇》），以张载为孔子之后唯一知“道”者，此种赞语，不为不高，仰慕之心，溢于言表。于《正蒙拾遗》正文中，他又盛赞了张载“气坱然太虚”这一观点的这一贡献：
“气坱然太虚”非横渠真见道体之实，不敢以一“气”字贯之。（《正蒙拾遗·太和篇》）
“未尝无之谓体”，所谓“气坱然太虚”。自汉唐宋以来，儒者未有见到此者，是以不惟不能为此言，亦不敢为此言也。（《正蒙拾遗·诚明篇》）
此中用一个“不能”、两个“不敢”，不惟道出韩邦奇对张载“造道”的识见之高的信服，亦道出其对张载“造道”之勇的钦佩。再若通观《正蒙拾遗》一书，可见是书虽篇幅短小，且以摘录《正蒙》中部分句子进行解释分析为体裁，然其解释辞句远远多于所摘原文，且观点清晰明了，能发张子所未发，明张子所未明，不但“纠正”了宋明以来学者对张载道学思想的错误理解；而且以以张载思想为为基础重构了以“天人”、“性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故而此书即是韩邦奇对张载道学的回归和认同，也是韩邦奇自己哲学体系建立和成熟的标志。
韩邦奇对张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于韩邦奇自觉地把由张载首次明确提出的“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作为张载《正蒙》之本旨和自己思想建构的目标和归宿。在《正蒙拾遗序》开篇，韩邦奇即言：“学不足以一天人、合万物，不足以言学。吾读《正蒙》，知天人万物本一体也。” 而其思想，也主要沿着“天人合一”这一思路展开。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其一，韩邦奇在张载“气”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天地万物，本同一气”、“太虚无极，本非空寂”、以及“太极未尝无”的观点，认为“太虚”就是“无极”，它和“太极”一样，都是“气”未形成万物之先的统一的、潜在的实有的存在，而不是“空寂”或“无”。在此基础上，韩邦奇一并批评了先儒及佛老“无生有”以及“以死为归真，生为幻妄”错误看法，这不仅进一步阐明了张载的“气”论思想，而且为其“性”、“道”观的进一步提出奠定了基础。其二，自觉接过张载“性即天道”这一命题，明确提出“性道一物”（《正蒙拾遗·太和篇》）的观点，并在对“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基础上提出“气而上谓之性”的这一独创性的命题。他认为：“性”是“道”的蕴涵未发、至静无感，“道”是“性”大化流行，落实展现。“道”主宰万物而为其本体；“性”主宰“气”而为其本体。“形”从于“气”，“道”亦从于“性”也。在此基础上，他针对宋儒把“理”、“太极”等同于“道”的观点，提出“道非太极”的观点。“太极是寂然不动时物；道是动而生阳以后物，安得以道为太极哉！” 其三，批评了朱熹独取《西铭》的错误方法，表明他对《东铭》的重视，并明确他先《东铭》后《西铭》、由人道而天道，即由人而天“推而大之”的哲学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贤人之学”、“大贤之学”和“圣人之学”的不断修养层次和以“戒谨恐惧”、“无问动静”、“必合乎理”为主要特点的修养方法。
由此可见，《正蒙拾遗》一书是韩邦奇通过对“天人”、“性道”等形上问题的深刻反思，摒弃程朱理学而向张载关学的自觉回归的重要思想结晶，这既是韩邦奇经过程朱理学洗礼之后实现的一次重要超越，也是韩邦奇对张载关学继承发展的重要体现，更是韩邦奇归之于张载关学的重要标志。
三
韩邦奇于正德十一年致仕里居,“既归，谢客讲学，四方学者负笈日众。”【5】51直到正德十六年再次奉诏起用前,有赵子春、尚道、杨爵等来问学。此后韩邦奇或出仕为官,或里居讲学,直到七十七岁去世前，为政讲学，未曾断辍。冯从吾赞之曰“立朝著伟绩，居乡谈道义”，大略是韩邦奇晚年生活的基本写照。在这三十多年的后半生，韩邦奇虽然仍有为数不少的文字之作，但他在学术上所作的，主要是“益修旧业，倡导来学”，在哲学上，韩邦奇再没有提出新的观点的和论说。大约六十岁之后，韩邦奇诸门人开始结集刊刻其著作，编成《性理三解》、《易占经纬》、《苑洛志乐》、《苑洛集》等书。故而在这一时期，韩邦奇主要是落实其早期思想在现实中之运用，并进而对其一生之所学所思进行总结。
嘉靖十七年（1538），韩邦奇六十岁，获准致仕。此后五六年时间，韩邦奇是以里居讲学为事，其间先后授赵天秩《春秋》、《尚书》，授王赐绂、张思静《易》。命王赐绂、张士荣编《易占经纬》，命樊得仁编《性理三解》以行世。嘉靖十九年，樊得仁曾将《律吕直解》、《启蒙意见》、《洪范图解》三书合刊，命名为《性理三解》行世。嘉靖二十一年，韩邦奇嘱樊得仁以《正蒙拾遗》替换《律吕直解》，此后《性理三解》固定为《正蒙拾遗》、《启蒙意见》和《洪范图解》三书。
嘉靖二十三年，韩邦奇六十六岁。是年，韩邦奇复起总理河道，升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次年，《易占经纬》编成，此书四卷，由王赐绂和韩邦奇外孙张士荣依韩邦奇之意按顺序编排而成，前列卦变图、易占图、焦氏易林占图、易彖爻辞，正文以三百八十四变为经，四千九十六变为纬，分别取《易》爻辞与《易林》附之。占则以孔子占变为主。后有附录一卷，明卦爻三变及易林推用之法。是书之主要思想，在于“专阐卜筮之法”。【8】张世荣于此书后序曰：
孔子曰：“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斯易之大用乎！夫《周易》，为卜筮而作也，是故尚其占焉。《易》之数，老变而少不变，是故观变焉。《易》之爻惟九六，无七八之爻也，是故占变焉。‘占不变爻’者，于《易》莫归；‘三爻占彖’者，于理无取，是故于《易》窒矣。三百八十四爻，四千九十六变，《易》之变，尽于是也。是故《国语》之附会，后儒之议拟，吾不得而知也。用《易林》之变而不用《易林》之辞，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之所知，经纬而已矣。
这亦是韩邦奇关于易占之主要思想。韩邦奇认为，“夫周易，为卜筮而作也，是故尚其占焉”，而“易之数，老变而少不变，是故观变焉。易之爻惟九六，无七八之爻也，是故占变焉”，故而他反对朱熹提倡的“占不变爻”和“三爻占彖”的思想，创立《易占图》，展示了六十四卦的任何一卦，可以通过一至六个不同数、不同组合的、有规律的爻变变化出另一卦。进而提出应以《易经》中相应变卦的爻辞和《易林》中相应的繇辞为准占断。这就在“变”的原则下统一了卜筮中“占”和“断”的矛盾问题。另外，于是书之附录中，韩邦奇提出“卦爻三变说”和“易林推用之法”。“卦爻三变说”依据《启蒙意见》提出的“其本同其末异，其生异其成同”的观点，由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推演至十二爻卦，实现了先天与后天、八卦与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与四千九十六变、汉代焦赣之易和朱子之易的贯通；“易林推用之法”则实现了易卦与阴阳、五行、干支以及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日的统一。结合《洪范图解》提出的“九筹”亦与大衍之数相合等思想，可见韩邦奇易学主旨，在于以“变”为原则而求“通”。就此而言，韩邦奇不可不谓明代易学史上的博洽通家。
韩邦奇晚年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总结，是《苑洛志乐》的刻本面世。此书始刊刻于明嘉靖二十七年韩邦奇年七十岁时，是韩邦奇一生乐律学思想的总结。如其卷九所云，该书“取乐之切要者考证删定”，对古代之乐律、古乐器、乐曲、乐舞，以文字记述与图解配合的方式做详尽的归纳、 解说、 注解，并且对音律有着独特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乐类》该书提要评之曰：“虽其说多本前人，然决择颇允，又若考定度量，权衡乐器乐舞乐曲之类，皆能本经据史，具见学术与不知而妄作者究有径庭”。更为难得的是，在该书中，韩邦奇继承了中国传统“乐生于心”的观点,提出音乐应该“取诸造化之自然”、“顺其自然, 发乎人心”的观点，这从本质而言,是其“天人合一”思想在“制礼作乐”上的具体体现。
韩邦奇一生学术思想以及各类撰述的结集，是嘉靖三十一年由其门人张文龙集刻行世的《韩苑洛集》，其时韩邦奇已七十四岁。是集为韩邦奇一生文章、思想之汇集，总二十二卷。第一、二卷为《序》，共35篇，主要是韩邦奇为自己、他人著作所写的序言以及为时人祝寿、赠别等应酬之序文；第三卷为《记》，共14篇，记当时所历诸种大事；第四、五、六卷为《墓志铭》，共38篇，第七卷为《墓表》，共17篇，大多讲述了墓志主人的生平事迹，多赞语之辞；第八卷为《传》，共13篇，记时人种种事迹；第九卷为《策问》，7篇，是韩邦奇为山西和顺天府乡试所撰；第十、十一卷为《诗》，收韩邦奇五言诗71首，六言诗3首、七言诗75首和与朋友唱和之作五七言联句28首；第十二卷为《词》、《曲》，收韩邦奇词41首，散曲30首；第十三至十七卷为《奏议》，收韩邦奇自正德十一年四月至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题奏71篇，内容涉及戍边战事、举荐贤才、乞恩致仕等；第十八至二十二卷为《见闻考随录》，收集韩邦奇关于军事、乐律、天文、地理、史论、政论、修养以及诸经各种散论，内容庞杂，涉及面广。由此书，可见韩邦奇一生学术梗概。而时人与后人，也对《苑洛集》给予极高评价。孔天胤评之曰：“苑洛先生，当代之儒贤也，……故其为文类非丹雘斧藻之事，盖帝王统治之猷、圣贤传心之学、人物之汗隆、风俗之上下、性情之所感宣、闻见之所著录，其辞不一，其陈理析义，卓然一出于正，其扬教树声，翕然一矢乎！”【9】乾隆十六年朝邑知县成邦彦在他的序文中评价《苑洛集》:“然明体达用所谓恬退之节、经济之才，略可纺纬，其余体裁不一，要皆根极理要，有稗世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集也有评价：“而记问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之属无不博览精思，得其要领。故其徵引之富，议论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缀拾浮华。……其他辨论经义，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盖有本之学，虽琐闻杂记，亦与空谈者异也。”【1】于此可见先生学问之广，切世之要。
苍天不悯，哲人其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韩邦奇门人白璧因受教于韩邦奇门下多年，“见先生事君处友、上下进退之间，无非平易切实之事”，故费数年录先生之说为一书，曰《苑洛先生语录》。其《序》曰：“先生平生精力，虽用之甚博，而求之于要，此亦足得之矣。”如是云，《苑洛先生语录》一书，可谓韩邦奇一生所学之“返博归约”者也。会十二月，关中地震，“或地裂泉涌，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连震数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溢,华岳、终南山鸣，或移数里压死”，【7】553-75而韩邦奇与三原马理、长安王维祯等，同日罹难而死。死后，韩邦奇被葬于朝邑县西华原南，享年七十有七。至此，关学重镇中之一代英才，陨落于斯，不亦悲乎！
注释：
①据现有的资料，韩邦奇之前还没有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太极图。而此后与之几乎相同或相近的太极图越来越多。其中最受后人关注的，主要有章潢的“造化象数体用之图”和来知德的“太极圆图”。虽无直接证据说明这些太极图是受韩邦奇影响，然亦可说明韩邦奇正是此类太极图的创始者。
②韩邦奇门人刘世纶《读< 正蒙拾遗>篇》作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据此可知《正蒙拾遗》必成书于此前，而下书韩邦奇见《会稿》焚《解结》事，亦当在此前。
③由其门人刘世纶正德十三年（1518）所作《读〈正蒙拾遗〉篇》，可知韩邦奇曾以《正蒙拾遗》见示于弟子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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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刁包.杨忠愍先生家训序，畿辅通志[M]卷1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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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九思.韩莲峰墓碑，黄宗羲.《明文海》[M]卷447，中华书局，1987：4789.
【7】沈青崖. 陕西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 1995.
【8】韩邦奇．易占经纬[M], 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M]子66.
【9】孔天胤.苑洛先生文集原序，韩邦奇.韩苑洛集[M]．清嘉庆七年朝邑刻本(1802)．
作者简介：
魏冬（1977— ），哲学博士后、西藏藏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西藏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儒释道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藏传佛教与儒道关系研究。
此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第5号招标课题“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研究”（项目号：11JZD05）阶段性研究成果，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2590）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新出字2011-407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