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关学史研究所面临诸问题
【摘 要】 冯从吾的“关学”是指以今陕、甘两省渭河流域关中地域为中心一带，以孔门四子为代表的“关中孔学直传”和以张、周、程、朱、王诸系关中学人为代表的“关中孔学续传”两个部分构成的孔学真传的概称，而“关中孔学续传”是冯从吾“关学”的主体部分。在属地上家居关中、在价值上折中孔子、在学统上归属五家、在实践上践履为本是冯从吾《关学编》判断是否为关学人物的四个基本准则。严格恪守冯氏《关学编》所呈现的入编准则，并根据关学历史发展的实际适当放宽对“关中”地域的理解，是冯氏之后的关学补续者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冯从吾及关学编诸补续者的“关学”，是指以孔子为价值认同、以孔门四子及张、周、程、朱、王认同为津梁、以注重道德践履为实践趋向的关中学人的统称。“关学”本质是道德实践史而不是单一的哲学史、思想史、观念史、学术史，张载是关学续传的肇端开先者而不是唯一宗师，当前的关学研究，应当在尊重和传承冯从吾以来“关学”基本观念的基础上予以拓展。
【关键词】 冯从吾 关学编 关学 理学 关中
随着对关学史研究的深入，“什么是关学”这论题成为学者所必须探讨的重点话题之一，对此，先哲侯外庐、陈俊民及业师刘学智、林乐昌等先生均有发抉。愚以为，关学之发生虽然久远，但从关学自身观念发生的角度而言之，冯从吾所撰《关学编》的确可谓关学正式作为观念史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在《关学编自序》中，冯氏说：“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1-3】由此可以判断，冯氏所谓的“关学”，就是此中所言的“关中理学”。他不仅把“关学”这一名词作为“关中理学”的简摄，将之不仅自觉的将其用于其著作名称之中，而且将其作为其所指涉史学对象的整体泛称，以及其构建关学史的基本标准。冯氏的《关学编》具体表现为用纪传体为其所认定的关学人物立传。因此，哪些人物才能算关学人物，就成为冯氏思想中的首要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关学”的基本内涵，由“关中”和“理学”这两个基本概念构成，其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地系关中”，其二，“学为理学”。要了解什么是冯氏所谓的关学，必须从冯氏所谈到的“关中”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入手。但遗憾的是，冯氏虽然自觉启用这一概念，但并未对其内涵作出更为系统详尽的论述，后人虽然也自觉的接受这一概念，但对冯氏的这一概念的内涵也缺乏更为深入的探究。愚以为，冯氏对“关学”的理解，不仅是其创作《关学编》的史学理论基础，而且是后世续补关学、研究关学、拓展关学的基础，对关学史的研究和发展至为重要，因此值得对其内涵予以更深层次的探究。进而本文以为，冯氏虽然没有对“关学”这一概念予以更为明确的说明，但是这一概念作为《关学编》的基础性概念，具体的体现在冯氏对关学人物的抉择标准、展示倾向之中，通过对冯氏关学编内容的发掘，可以发抉出冯氏对“关学”的基本认识和观点。本文以《关学编》立传人物之记述为基点，对冯从吾此书中所启用但并未明确解释的“关学”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予以探析。
一、“关学”之地理范围
“关学”中的“关”，拟或“关中理学”中之“关中”，是对关学地域范围的基本限制，其范围的具体所指，对考察关学对象的地理范围至为重要，也决定了冯从吾“关学”一词所涉地理范围的大小。因此，要明确冯从吾的“关学”，首先需要明确冯从吾“关学”概念中“关中”的具体范围所指。
冯氏“关学”中所谓的“关中”具体所指地理范围如何？按照传统的观点，“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此地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名为“关中”。而当今一般认为，所谓的“关中”，指中国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又称“八百里秦川”。而其北部的陕北黄土高原，南部的陕南山地、秦巴山脉则不属于关中。但是，通过对《关学编》人物所属地的综合考查，可以发现：冯氏《关学编》之关学人物虽然以关中地域为系地原则，然而其所谓的“关中”，与历史上和当今的“关中”所指均有所不同。以《关学编》所系关学人物的地缘来看，其大部分人物属于当今陕西关中一带人，如张载、张戬兄弟为郿县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均、吕大临四兄弟及秦关王为蓝田人，苏昞为武功人，范育为旬邑人，侯仲良为华阴人，杨天德、杨恭懿父子及吕柟为高陵人，杨奂为干县人，宋规、萧维斗、同恕、韩择、张鼎、李介庵、李挺为西安人，侯均为蒲城人，张杰为凤翔人，李锦、薛敬之、南大吉为渭南人，第五居仁、程瑁、吕潜、张节、郭郛为泾阳人，李子敬、王承裕、马理为三原人，韩邦奇、韩邦奇兄弟及尚班爵为今大荔县人，杨爵为富平人，吕域为关中人（地不详），以上均属于今陕西关中一带。这是冯氏《关学编》中“关中”概念和历史以及当今相符合的一点。
但是还要注意到，冯氏《关学编》中所入编人物，并不局限于陕西关中一带，还延伸到甘肃渭河流域一带，且其数不在少。孔门四子姑且不说，如正编中刘愿、张锐为天水人，段坚为兰州人，周小泉为山丹卫人，何永达为河州人，此五人均属今甘肃境内渭河流域上游周边一带，都不在今关中地理范围之内，但冯从吾仍将之归关学，可见其关中地域，并不以陕西之关中为限。因此，可以判断：冯从吾“关学”中所谓的“关中”，并不以现代的关中为限，而是以当今关中地区为核心，向西北辐射延伸，包括当今陕甘两省以渭河流域为基本范围的关中地带。值得思考的是，因冯从吾《关学编凡例》说：“国朝诸儒，特録其所知盖棺论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阙之以俟”，【1-4】如此，在以上所能确定的冯氏“关中”地域范围之外，还存在着冯从吾所未知关学传人的可能，拟或冯从吾知之而当时未盖棺定论不能入编的关学传人的可能。对此，均不能予以明确的排除。进而，考虑到当时陕西区划一直向西北延伸到青海西宁一带对时人地理观念的影响，或许冯从吾对“关中”地域的理解，比以上范围还要广阔些。
关键的问题是：探讨冯从吾“关学”中“关中”这一地理概念的范围又怎样的意义？窃以为，关中地域的划定，涉及此后关学史的编纂，兹事体大。而后王心敬著《关学续编》，收入冯从吾（长安人）、周传诵（西安左卫人）、党还醇（三原人）、白希彩（同州人）、刘波（陇州人），张舜典（凤翔府人）、张鑑（泾阳人）、马嗣煜（同州人）、王徵（泾阳人）、单允昌、允蕃兄弟（蒲城人）、王侣（蒲城人）、李二曲（周至人）、王化泰（蒲城人）、王建常（朝邑人）、党湛（同州人）、张珥（同州人），及二曲及门弟子李士瑸（同州人）、蔡启胤（天水人）、张承烈（武功人）、马稢土（同州人）、王吉相（邠州人）、李彦（王+幼）（三原人）、罗魁（咸宁人）、文佩（平凉府泾州人）、王承烈（泾阳 桥头人），加上王心敬（鄠县人），以上关学学人所属地大致与冯从吾《关学编》所见地同属关中，但也收入二曲弟子杨尧阶、杨舜阶兄弟（商州洛南人），这说明其“关中”地理范围扩大了。再后李元春续补关学，收入游师雄（武功人）、刘玺（宜川人）、刘儒（中部人）、冯从吾（长安人）、温予知、温日知兄弟（三原人）、张居白（临潼人）、赵应震（肤施人）、张舜典（凤翔人）、盛以弘（潼关人）、杨复亨（咸宁人）、王建常（朝邑人）、王茂麟（蒲城人）、刘濯翼（华阴人）、王宏度（咸宁人）、谭达蕴（城固人）、王宏学、宏嘉、宏撰三兄弟（华阴人）、李二曲（盩至人）、王心敬（鄠县人）、马稢土（同州人）、孙景烈（武功人）、王巡泰（临潼人）。说明其关中地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向秦岭以南、关中以北地方扩充。民国期间，张骥编《关学宗传》，其《凡例》中有云：“纂集诸儒仅以关中为限，例如蓝田、少墟、二曲诸先生，讲学四方，及门半天下，是编以地繋人，纵讲关中之学，不是此邦之人，如周浮沚、沈彬老，虽横渠再传，亦不敢附入，以示谨严。”这说明，《关学宗传》的编纂，也是以对“关中”地域的认定为前提。通过张骥《关学宗传》收入人物可见，张骥虽然提出要按照“以地繋人”的原则来“讲关中之学”，然其“关中”概念，则不仅局限于冯从吾《关学编》编入人物所显示的地理范围，而且还向北扩展到了陕北、向南扩展到陕南一带。如《关学宗传》中所收入元代郝巨卿（韩城人）、岳景山（合阳人），明代王懋德（韩城人）、郑处善（肃州人）、廉清夫（白水人）、杨叔用（肤施人）、艾西麓（米脂人）、刘一轩（宜川人）、姚钦印（延安人）、赵廉夫（肤施人）、清代刘波（陇州人）、史星烂（安定人）、缑拙庵（鄜州人）、贾天禄（吴堡人），以上为关中以北而延伸到陕北一带；而所收入谭士奇（城固人）、龚若晦（南郑人）、薛尺庵（雒南人），则说明其关中地域，也延伸到秦岭以南。以上从清代到民国对关学的续补，不仅表明王心敬、李元春、张骥观念中的“关中”，已经较冯从吾有了很大的扩展，也表明关学随着自身的历史发展，其影响也突破传统的关中地域，对关中地域南北较远的黄土高原和秦岭南麓都发生了影响。如果我们研究关学史，只把眼光局限于以陕西关中为范围的地域，则不仅不符合冯从吾以来对关学中“关中”地域概念的内涵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关学历史发展的实际。近年，连振波在其《“关陇理学”传承流变研究》一文提出：“历史上，关陇本系同一文化板块，其文化渊源密不可分。关学在关中和陇右得到了同样长足的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讲，‘关学’亦应突破关中的地域局限，‘关陇理学’内在的传承流变规律，是关陇文化形成的最核心的思想基础。”【2-49】本文亦赞同连文这一观点：“若关学脱开陇人学术，则关学在理论、师承和气节上，均显得支离、无序和单薄。”【2-49】故而本文建议，今后关学的研究，应该以关中为核心地域而考虑关学在关中周边地域的传播，只有以渭河平原为中心并将地理视域拓宽到陕北陕南乃至更广阔的地带，关学发展的历史才会变得完整有序。
二、“关学”之学理归属
除上述“关学”之“关”之外，“关学”中的“学”，拟或“关中理学”中之“理学”，更能凸显出关学的学理属性，更关涉到对“关学”的学统限制和入编标准，因而显得更为重要。对此，我们还是必须从冯从吾对“关学”中“理学”概念的内蕴发抉开始，追随后世关学补续过程中这一概念的变化历史，考察其基本内涵。
冯氏“关学”中之“学”，具体所指为何？一般认为，理学，也称道学或新儒学，是指北宋时期由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创立的，后由南宋朱熹集大成的儒学学术形态。而与朱熹并行的陆九渊提倡、由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的心学，亦属于理学范畴。按照这一理解，理学主要包括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思想传承派系。冯从吾的“理学”，也包含以上内容。如《关学编》所录，其中宋、金、元三朝中，张载为开关中理学之先者，而张戬、四吕、苏昞、范育均可归入张载一系；侯仲良“二程先生舅氏无可之孙，从二程先生游”、“尝访周濂溪”，【1-18】杨奂“以濂、洛诸儒自期待”，【1-21】二人应归入二程或周敦颐一系；刘愿则“潜心伊、洛之学”，【1-19】杨天德“晚读《大学解》，延及伊洛诸书”，【1-20】二人应归入二程一系；杨恭懿“得朱子四书集注、太极图、小学、近思录诸书，读之喜而叹”，【1-23】萧维斗“一以洙、泗为本，濂、洛、考亭为据”，【1-26】同恕“先生之学由程、朱上溯孔孟，务贯浃事理，以利于行”，【1-27】而吕域“从许鲁斋学”，【1-26】第五居仁“幼师萧维斗�，弱冠从同宽甫恕受学，博通经史”，【1-28】以上诸人，应归入朱子一系。再如明代，段坚“近宗程朱，远溯孔孟”、【1-30】“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践之学者欤！”，【1-31】周小泉“慨然以程、朱自任”、“又受学于清水教谕安邑李公昶，得薛文清公之传，功密存省，造入真纯，遂为一时远迩学者之宗”，【1-33】而咸宁张鼎“受学于河东薛文清公之门”，【1-34】李介庵“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讲学，……遂弃记诵辞章之习，专以主敬穷理为事”，【1-35】渭南薛敬之亦从周小泉学。以上之学，皆出于河东薛瑄之私淑或传人，均为朱子之学；而三原王承裕“多本之庭训”，【1-39】“教以宗程、朱以为阶梯，祖孔、颜以为标准”，【1-38】亦可谓出于朱子一系。明代中叶之后，关学中兴，以吕柟、马理、韩邦奇为代表。“光禄（马理）与宗伯（吕柟）、司马（韩邦奇）金石相宣，钓天并奏，一时学者翕然向风，而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冯从吾《关学编自序》）。【1-3】马理学承三原王承裕，吕柟学承渭南薛敬之，韩邦奇出于家学，虽学承有别，然均出于朱子之学而各有所得。再后则富平杨爵从韩邦奇学，“自少至老，孳孳学问，以韩苑洛、马溪田为师”，【1-51】泾阳吕潜，“师事泾野吕先生，深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动，率以泾野为法”。【1-52】以上可谓关中学者秉承朱子学之源流而来者也。同时，还需要注意到，冯从吾的关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周、程、张、朱之范围，他虽然不能接受王阳明“无善无恶”一语，但也指出，王阳明“‘致良知’三字，泄千载圣学之秘，有功吾道甚大。” 【3-12】他认为王阳明提倡的心学，亦是关学中“学”的范畴。其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将王阳明心学关中之传的重要人物渭南南大吉、同州尚班爵入编。如上可见，冯从吾“关学”中的理学，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理学，而是以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打成一片的“理学”。这与冯从吾本体和功夫合一的学术主张以及其以朱子学为根本兼容阳明心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因为朱子之学本身基于对张载、周敦颐、二程之学的承继关系，因此，冯氏的理学也将之囊括在内。如此，冯从吾的理学，主要包括张、周、程、朱、王五系。需要指出的是，冯从吾笔下还有部分虽认同遵循儒家学说、但并不能清楚看出其学术渊源的学者，如元代的奉元韩择，其“信道不惑”、“尤邃礼学”，【1-27】蒲城侯均“群经百氏，无不淹贯”，【1-27】泾阳程瑁“以古学自力”、“循循然乐教不倦”，【1-28】李子敬“为人质谨孝友”、“创学古书院”，【1-28】明代的张杰，“最爱‘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与皋兰段先生坚、赵侍御英、河东李学博昶，秦州周布衣惠相与论学”；【1-28】秦州张锐，“受学东白张先生元祯”，【1-34】“可泉胡中丞缵宗称公诚确温厚，本之天性，而多学好古，汲引后进，尤人所不可及云”；【1-35】渭南李仲白“与泾野吕先生同门相切磋焉”，【1-36】泾阳郭郛“学重根本，笃于伦理而兢兢持敬，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1-54】蓝田秦关王“潜心理窟，毅然以道学自任”，【1-55】象这一类的关学人物，其师承关系或不明确，学术派别或不清晰，但毫无疑问，以上学者也都是张、周、程、朱、王之关中传人，冯从吾人仍将之收入《关学编》，可见其并不以严格的师生关系或学术主张作为是否构成关学人物的基本要件。
还值得注意的是，冯从吾所界定的关学，从渊源上可追溯到孔子以及文武周公。他在《关学编自序》中说，“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1-3】此即在肯定“关中”“自古”以来就称为“理学之邦”之前提下，追溯文武周公之源。在《关学编》正文，他还专列出首卷，记载秦子、燕子、石作子、壤驷子四人，以为关中承继孔门之传的开端印证。在《关学编·凡例》中，他说：“理学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驷子从、石作子明，俱孔门高弟，第事迹多不详，故另列小传于前，而编中断自横渠张子始。” 【1-4】这说明冯从吾的“理学”，不仅包括如上所谓的五系，还包括孔子之学的关中直传一系。不过因为这一系年代久远，事迹不详，所以只能简要在前列出，而将张载以来的“孔子关中续传”，作为《关学编》的主体内容。同时，冯氏《关学编自序》在略述自宋至明关学源流简况之后，并叹之曰：“呜呼，盛矣！学者俯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诸君子之学，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 【1-3】从此可以看出，冯从吾所认同的理学，实际上是对孔子之学的道统之传。而其“关学”，则是以关中地域范围对孔子之学的传承。这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孔门四子的孔学直传，其次是以宋张载承其先，关中诸君子继其后的孔学续传。按照冯从吾《关学编》的内容，秦汉隋唐时期的儒学，并不在其所谓“理学”范围之内，而关中的孔学续传，则包括宋明以来的张、周、程、朱、王诸系的关中传人。清王心敬补、续《关学编》，提出“原编始横渠张子，而是编则备编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于前。” 【1-65】并解释说：“编关学，则溯宗原圣矣。辨宗尊圣，则惟恐不严。溯宗原圣，正惟恐其不备，胡可比也。且此道此学而有贵贱、圣凡之殊欤？不观吾夫子东鲁布衣也，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正不嫌自蹈僭踰耶？六圣人自吾关中道德学行之斗极，编关学者自宜前录以昭吾道之正统大宗，而在所不疑尔。” 【1-65】但是，他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关学编五卷提要》云：“从吾所纪，梗概已具，心敬所广，推本羲皇以下诸帝王，未免溯源太远。” 【1-630】同时，王心敬所著《关学续编》收入汉儒董仲舒、杨震、挚恂、马融等人。而清末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重编《关学编》，则认为其“非恭定所编例，去之。”（刘古愚：《重刻关学编前序》）【1-626】以上说明，历代关学的续补者，大都冯从吾所定对“理学”的限定为准则，关中理学，其学历内涵，并不包括汉唐经学诸儒，这是关学史编纂过程中的主流观念。
三、“关学”之入编标准
以上两个部分探明了冯氏“关学”的基本内涵，即其关学是以当今陕、甘两省渭河流域一带关中平原为核心地带的，以孔学关中直传或张、周、程、朱、王诸关中续传为典型的学术源流的概称。这两者虽不连续，但在冯从吾看来，都是孔学关中真传。然而，需要进一步探明的是：冯从吾是以怎样的系地原则和学术标准，构建其《关学编》？通过考察可以看出，冯从吾的关学士人物选择，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标准。
1、属地上：家居关中。冯氏是以怎样的原则判断一理学家为关中人而将其归入《关学编》呢？根据《关学编》入编人物，可以看出：冯氏所判定某一理学家是否为关中人，所采用的标准，是以其本人的家庭、家族所在地为依据的，而不是籍贯、生地、仕地等其它因素。如张载，祖籍大梁，但冯氏采用习说，以其卜居眉县而为郿人；吕氏四兄弟，“其先汲郡人”，【1-12】因其祖“通葬蓝田，子孙遂为蓝田人。” 【1-12】吕域，“其先河内人。金末，父佑避乱关中，因家焉”，【1-26】由此可见不以籍贯为据；再如王承裕“生于河南宦邸”，【1-38】然其家在三原，冯亦收入，此不以生地为据之例；而张鼎、韩邦奇、南大吉出仕均不在关中，但其家在西安、朝邑、渭南，冯氏仍以关中理学家收入，此不以出仕地为据而以家为据也。由此可见，冯从吾对一理学家是否为关学人物的判断标准，是始终如一的以其本人的家庭或家族所在地为准则。而后，清王心敬对《关学编》予以补、续，于汉收入董仲舒，其曰：“仲舒先生原籍广川，晚以时应帝问，就家长安，卒也遂葬京兆。今长安城中所传下马陵者即其处。其后子孙乃徙茂陵，则是仲舒老关中，卒关中，并葬关中也。故亦附载孔门四子之后云。”（王心敬：《关学续编·江都董先生》）【1-81】但对其这一做法，后世并不认同，《四库全书总目关学编五卷提要》云：“董仲舒本广川人，心敬以其卒葬皆在关中，因引入之，亦未免郡县志书牵合附会之习也。” 【1-630】而清末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重编《关学编》，则认为其“非恭定所编例，去之。”（刘古愚：《重刻关学编前序》）【1-626】由此可见冯从吾所定以家庭、家族所在地为系地原则，一直为后世遵循。
2、价值上：折中孔子。冯氏谓：“学者俯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1-3】这可谓冯氏论学之标的。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冯从吾对“关学”的判断标准，除了地域的原因之外，在学术归宿上只能以孔子作为标准，即为学必以孔子为鹄的，必以孔子为评价之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他并不以张载为学术渊源上的宗师，而是认为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即冯氏虽然肯定张载于关中首开“倡明斯学”之功，然其论学之皈依，并不在张载，而在孔子。其所谓“诸君子之学”中的“诸君子”，当是其《关学编》所收入、包括张载在内的关中理学家。此序下亦有“横渠诸君子将旦莫遇之矣”一句，亦为一证。冯氏认为诸关学君子，“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 【1-3】这即是在承认关学人物在学术源流、思想观点、为学功夫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对彼等学术总源流的肯定。冯氏的这一观点，亦为后世补续关学者所认同和继承。今世论关学，往往以横渠为折衷，似与冯氏此一观念不同，值得深思。
3、学统上：归属五家。冯从吾言：“圣贤之学，理学也。六经、四书，渊渊理窟，粹乎弗可选也。宋濂、洛、关、闽以及国朝河津诸儒语录，虽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经，梯航万世，邹鲁以来，此为嫡传。” （《理学什一序》）【2-246】又曰：“朱、陆、薛、王不同，而同为儒，总之皆吾师也。“（《答张居白大行》）【2-304】此即是以张、周、程、朱、王之学，为理学之正统。从《关学编》来看，冯从吾虽然以孔子作为其归属于关学之理学的最高价值趋向和学术渊源宗旨，但从对孔学（理学）的承继上而言，除了出于孔门的关中四子之外，更主要的是北宋而下出于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和王阳明的“五家”传承。对于此五家之重要性，冯氏曰：“吾儒当以孔子为宗，而颜、曾、思、孟、周、程、张、朱皆诵法孔子，后学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学当以孔子为宗，而周、程、张、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学千里矣。以周、程、张、朱为非，以孔子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则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独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为宗则可，以孔子自任则不可，即此一念，去学万里矣。”（《辩学录跋》）【2-326】所以，关学在学统上，虽然以孔子为宗，但也必须以张、周、程、朱、王为津梁。同时，至于汉唐诸儒以及王安石的“新学”等，冯从吾的《关学编》并没有列入这些人物。其中原因，在于冯氏认为关中汉唐诸儒并非出于理学，对于安石之学，则批评为甚，此见《太华书院会语》。
4、实践上：践履为本。冯从吾主张：“圣贤之学总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见得。”（《答杨原忠郡守》）【2-296】纵观冯氏《关学编》，其所入编人物所记载事项，大略有以下四类：其一，概况。主要包括姓名字号、家庭故里、出仕履历、著述门人、赠谥评述等；其二，修身。主要包括好学志道、学承宗范、为学主张、人格气象等；其三，处事。主要包括家训教化、为政易俗、抚恤济难等。然冯氏之主要笔法，即是摄取传主生平中之重要事件，以见其人格精神。其中固然有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或有一家之言而著述成作，如张载、吕大均、吕大临、苏昞、范育、杨奂、宋规、杨恭懿、萧维斗、同恕、程瑁、段坚、张鼎、薛敬之、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杨爵、郭郛、秦关王等人，但这也并非构成关学人物的必然条件。如冯从吾《关学编》所记，张戬、吕大忠、侯仲良、刘愿、杨天德、韩择、侯均、第五居仁、张杰、周小泉、王爵、李在中、李仲白、吕潜、张节、李挺等人，虽然没有建立自身思想体系或者没有著述传世，但是其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信奉诸理学家所传承的孔子学说，并落实于具体的生活践履之中。无论向学、修身、从政、事亲、传教，都秉承儒家学说，以孔子为根本。因此，冯从吾“关学”中“理学”的基本标准，是是否通过理学的渠道认同孔子，并在此基础上实际践履孔子的伦理道德。再反观之，可以发现冯从吾《关学编》所收入的人物，无论其在思想学说层面有无建树，也无论其有无著述成果，但都无一例外的保持尊崇理学、认同孔子、注重践履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作为冯氏判断一个任务是否能成为关学家、是否能入编的一个学术标准。如此，可得出一结论：冯氏笔下之关学，更重要的是近承理学而遥尊孔子，更多的体现了道德实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史、思想史、观念史、学术史，虽然，思想学术的建立，也是关学史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并非冯氏关学的最重要指向。
四、附论：张载与关学承传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冯氏对关学学统的判定，并不局限于对张载思想学说的直接师承和完全认同，但他还是肯定了张载在关学续传上的肇端之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同时，在《关学编》诸君子的传记中，冯氏还隐性的回答了关学在学风上对张载的认同和继承。其一，随着朱子学在明代关中的振兴，张载之学同时得到关中学者的再度认可。如段坚“在南阳，慨近世学者以读书媒利禄、阶富贵，士鲜知圣贤之学，乃倡明周、程、张、朱与古人为学之意，建志学书院”，【1-30】张鼎 “一禀于濂、洛、关、闽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1-34】李介庵“得闻周、程、张、朱为学之要”，【1-35】由此可见朱学背景下张载之学在关中得到进一步传播。其次，朱学中亦出现重视张载之学、以张载之学教学的情况，如王承裕“教人以礼为先”，“又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仪诸书，俾乡人由之”，【1-39】所述中还有《横渠遗书》以行世。吕柟也以张载之学教人，如其谓门人胡大器曰：“为学隆师取友，变化气质为本”。（冯从吾：《思庵薛先生》）。【1-37】再次，出现以张载之名赞许当时学者的情况，如起初对于段坚，“于经史蕴奥、性命精微，不究其极不止也。动作不苟，人以伊川儗之”，【1-29】对于周小泉“当时见者，亦翕然以为程、朱复出也，咸敬信乐从之”。【1-33】而对于周小泉的弟子李介庵，“关中学者咸以‘横渠’称之”，【1-35】而督学虎谷王公亦称其“化如和叔辞章外”，【1-36】以张载弟子吕大均拟之也。对于吕柟，则“论者谓关中之学自横渠张子后，惟先生为集大成云”。【1-44】对于马理，则“康僖公深器异之，一时学者即以为今之横渠也。” 【1-45】对于韩邦奇，其门人白璧曰：“先生天禀高明，学问精到，明于数学，胸次洒落，大类邵尧夫，而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少负气节，既乃不欲为奇节一行，而识度汪然，涵养宏深，持守坚定，躬行心得，中正明达，则又一薛敬轩也。”【1-47、48】以为韩邦奇有邵雍的学问、张载的思想和薛瑄之气象。同时，在《关学编》中，冯从吾也提到：“奉元诸儒犹力为撑持，埙吹篪和，济济雍雍，横渠遗风将绝复续，天之未丧斯文也，岂偶然也哉！”【1-3】又说吕柟：“若夫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则宗伯尤为独步者也。”【1-3】这说明，冯从吾对张载的地位、影响是有充分的认识的，他对张载其人其学，也有充分的认同。
但是，冯从吾将除张载学承之外的周、程、朱、王等系关中学人也纳入《关学编》，就说明了其在“关学”之学的判断标准上，并不是以是否承接张载师承、传述张载学说为依据的。他的依据，只是以“是否以张、周、程、朱、王等理学家为津梁继承孔子”为标准。在他的认知视域下，对张载学说的接受、认同和继承，只是关学传承的一条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但因为关学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复兴和形成以张载为标志的地域认同意识，因此张载对关学的影响以及关学人物对张载的人格认同和思想接受，只能作为关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来认识。
据上而言，冯氏所谓的理学，是远绍孔子、近承周张程朱陆王为一统，以躬行实践为主要趋向的理学。冯从吾的“关学”，是指以今陕、甘两省渭河流域关中地域为中心一带，以孔门四子为代表的“关中孔学直传”和以张、周、程、朱、王诸系关中学人为代表的“关中孔学续传”两个部分构成的孔学真传的概称，而“关中孔学续传”是冯从吾“关学”的主体部分。在属地上家居关中、在价值上折中孔子、在学统上归属五家、在实践上践履为本是冯从吾《关学编》判断是否为关学人物的四个基本准则。严格恪守冯氏《关学编》所呈现的入编准则，并根据关学历史发展的实际适当放宽对“关中”地域的理解，是冯氏之后的关学补续者的主流。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关中地域以理学为基本形式对孔子之学的传承，虽然在特定的时代下有学术传承的形式，但他更加强调的是关中学人在对理学的体认和孔子认同基础上的身体力行和道德践履，因此，关学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价值传承、精神传承，这种价值的、精神的传承固然可以通过理学的学术形态体现出来，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脱离传统学术形态而获得现代的传承形态。如果不承认、不接受这一点，关学精神的现代弘扬和关学价值的现代彰显，在远离理学的时代下就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关学史文献辑校》，王美凤整理编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2、连振波：《“关陇理学”传承流变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3、《冯从吾集》，冯从吾著，刘学智、孙学功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补记：
此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