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斌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谢谢关学研究院刘老师、魏老师、王老师的邀请。对我来说，参加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学习的。因为在座各位的专业，可能都是哲学或是历史学。像舒老师就是既研究思想史，又研究历史。他是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的学生，金先生就是既研究哲学，又研究历史。我自己是中文系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明代文学。我之所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我对关学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古代广义的理学，宋明理学，包括关学，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宋代理学和文学的关系还在将合未合之际，到了明代几乎就合为一体，清代好像又分开了一点。明代最早的重要的文学家，像宋濂、刘基等，都是理学北山学派的何基等人的传人，是他们的两代或者三代的弟子。紧接这些浙东作家以后，就是在“靖难之变”中他们被杀之后，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是江西的文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双峰学派的饶鲁和崇仁学派的吴澄的传人。这是明前期的情况。

到了明中叶，影响最大的是复古运动。我原来研究过复古运动。不少研究者很注意复古运动与关学的关系，与陕西的关系。复古运动的领袖李梦阳是陕西人，他在河南开封长大，但他是在陕西考的举人，是在陕西接受教育的。当时的提学使是杨一清。杨一清后来当了大官，当了大学士。复古运动还有一个代表人物康海，以及一个重要人物王九思，他们都是陕西人。明代复古派“前七子”一共是七个人，我认为最重要的当然是李梦阳、何景明和康海。康海中状元对复古运动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上述事实，使大家都关注这个复古运动为什么会兴起？它与关学、关中的学术和思想文化背景有什么关系？复古派“前七子”后面就是唐宋派了，代表人物是唐顺之、王慎中，大家都知道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有很大关系，是直接在阳明心学的启发和引导之下，转而学习唐宋作家的作品，所以形成所谓唐宋派。再往后就是公安派、竟陵派。公安派是直接在王学的左派、或者说异端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时心学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是直接的关系，不是间接的关系。李卓吾这些人就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的老师，给他们打开了思路，提供了一种理念。他们在这个思想观念的启发下，直接把它文学化、美学化，直接地把它运用到文学里面去，这就孕育了所谓的公安派。明晚期的文学，除了文人文学之外，还有俗文学，就是小说、戏曲。小说、戏曲开始是在民间流行，后来要在文坛上给它地位，要认定它的文学价值，要肯定它的合法性，理论依据从哪里来呢？完全是从心学这里来的。心学讲“百姓日用就是道”，写人的日常生活的，写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那就是最重要的，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这就直接为晚明的通俗文学的兴盛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今天把哲学和文学分开，是受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其实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哪一个文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古代人认为“一为文人，便不足称”。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个纯粹的文学家的话，那你在社会上就不会有很高的声誉，像“文人无行”之类的看法还很可能会落在你头上。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他自己的观念中，是将自己当作一个“士”的。“士”的概念不同于文人（文学家），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有特定的身份和使命。西方似乎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中国古代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像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人生观的问题等，主要通过宗教来解决。而中国古代宗教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按照西方的观点讲，道教、佛教都算不上宗教，都是一种智慧。因为它没有绝对的信仰，宗教必须是唯一的信仰，只相信唯一的神。中国的道教、佛教非常开通，它没有唯一的神，非常灵活。它主要是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的智慧。道教、佛教的最高境界都是没有偶像的，不相信什么东西，最后相信的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自己的理性。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宗教影响非常有限。那么中国古代的道德问题、人生观的问题靠什么解决呢？就靠儒学以及道教、佛教为核心的思想。不是靠信仰来引领的，而是靠一种理性、思想来引领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儒学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就不一样了。

第二，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西方不一样，西方长时期是封建制，都是分封诸侯。大的诸侯可能有几百万人口，小的诸侯可能只有几千个人口，诸侯领地的权力都是属于诸侯自己，最多聘几个管家。而中国秦汉以后，不再实行封建制，而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诸侯名存实亡，权力集中在中央君主手中。君主不可能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又不可能分封诸侯，因为分封就会导致分裂，导致战争。于是皇帝就需要大量的文人知识分子来帮他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所以文人士大夫就必须参与政治，就一定要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有政治理想和抱负，客观上也有这种机会。西方早期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参政的机会的，他们只能去画画，去谱曲，学写诗。所以西方专业的画家、作曲家、诗人比较多，他们把文学就看成一种技艺，所谓“art”，就是技艺，就是写美好的形象，写人的情感，尽可能用非常巧妙的语言形式，尽可能写得好看，写得很漂亮，让感到审美的愉悦。西方的文学是纯文学，而中国的文学从来是和道德、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后来也有一定程度的分流。总体上看，直到清朝灭亡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的，那就是我一定要道德、政事、文章兼擅。自己既要继承道统，还要维持政统，传承文统，要集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

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从来就不想做一个单纯的文人，从来都想做一个道德思想家；还要能够经世济民，有很大的现实作为；同时自己又有很高的文化艺术水平，能够写出非常好的文章，包括文学作品和论著，即做到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和理学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后来把它们割裂开来，文学是文学，哲学是哲学，这样一来，很多文学现象就讲不清楚。反过来讲，我们离开了文学里边所表达的那种丰富的思想感情来讲哲学，有时候恐怕也是非常枯燥的，恐怕是缺乏血肉的。我出过一本小书，叫《理学与文学论集》，当然是很肤浅的，谈不上什么见解，特别是研究哲学的人看来那都很肤浅。但是我认为中国古代理学与文学关系非常密切，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关学的特点，前面几位先生讲的非常好，我简单讲一点。中国古代，譬如宋朝，版图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大，竟然能形成那么多的学派，那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真正的充满活力。当时每一种学派的风格都不太一样，舒老师是四川人，讲起蜀学来滔滔不绝，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我自己是湖南人，湖南人也有自己的学术，即湖湘之学。我又在浙江工作过二十几年，对浙江古代学术也有点感受。这几个学派的风格就不一样。关于关学的特征，上午杨国荣老师概括得非常好，它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强调实践品格，特色非常突出。浙江学术，从王充，中间王阳明，再到黄宗羲，再到近代章学诚，再到鲁迅先生这些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富于怀疑批判精神，这中特色我觉得也很难得，很宝贵。那我们湖湘之学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经世济用。从胡宏这些人，到曾国藩，到毛泽东，都有这个特点。我觉得毛泽东与湖湘之学是有关系的。至于蜀学的特点，我觉得刚才舒老师讲得好，我的体会是融会圆通，非常通达。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里原创的，但是到那里以后，人们觉得区分那么多没什么意义，于是找到相通之处，然后灵活运用。我们在研究关学的时候，不要有独尊的想法，要承认学派的并存。多样化是最有生命力、最合理的一种状态。

关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关学研究，刚才舒老师和其他老师出了好多主意，包括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方说加强网络传播，撰写关学通史，整理编纂更完整的关学学案等。我觉得所谓关学研究包括几个层面。一个是对古代关学文献、理论体系等的研究；二是对历代关学研究的研究；三是努力创建新关学。我们现在要搞关学研究，恐怕主要还是前两个方面。能不能创建“新关学”，“新关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即在继承传统关学的基础上，要对天地万物、社会历史、人生、经济社会等进行思考，提出系统的见解。我们提出要创立新关学，我想应该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即不仅研究古代关学、不仅展开对关学研究的研究，还要有新的创见，自成体系。但我看这很难，这是要出大儒，要风云际会，才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可以作为发展方向。另外，像刚才讲到的关学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关学与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地方学派如关学、蜀学、湘学、浙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等，都值得研究。

（刘峰整理，魏冬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