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传芳

（《哲学研究》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谢谢刘学智老师邀请我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来了之后才知道有一个二十分钟的发言任务，本来只准备讲几分钟的。那我就把一些相关的思考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有一个观察，即这些年在热热闹闹的传统文化热、儒学热之后，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现在的儒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向纵深和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我们以前总是把儒学、传统文化笼统地提，但是近一两年出现了许多新的提法，涉及到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面，比如生活儒学、乡村儒学、社会儒学、工夫论儒学等等。还有给儒学从性质上界定的，如自由儒学、现代性儒学等。此外地域性儒学也出现了。前不久我在上饶参加了一个叫做“理学与东南三贤”的研讨会，就是注重地方儒学的研究和会通，因为朱子理学的出现，本身就是当时各种地方性儒学学派的综合，所以才能集大成。对上述学术界出现的这些现象，我个人认为非常有意思，这说明今天儒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统一、笼统开始有了分别，大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定位，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接地气的现象。这次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的成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所以有特殊意义。这种意义就意味着儒学中一支有代表性、有特点的儒学流派——关学，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基地，它应该在全国是第一家——刚才刘老师的发言证实了，必然会受到学界的关注。

这里涉及关学的特点和重要性问题。“关学”是北宋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学派，史有“濂、洛、关、闽”之说；同时，它又是宋明理学三个理论形态理本、气本、心本的重要一支。仅就这两点，还不说它以后的传承发展，实际已在中国儒学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关学领袖张载的理论很丰富，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但大致说涉及这么几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和人性论。从本体论上讲，张载是气本论，主张“太虚即气”，认为万物都是禀气而来的，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这实际为万物一体寻找到了本体论的根据。就认识论上来讲，张载提出了“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概念，这就在认知方式上做了区分，这种区分我印像里张载好像是第一人，或者最早？这种划分是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对认识特点的深化。人性论上，张载提出了“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命题，这实际是要打通天、人，打通形上、形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建构。所以，从张载这些理论上看，他是一个有很大关怀和理论构想的思想家，这些最终支持了他对社会、对民生的主张。最著名的就是“民胞物与”。所谓“民胞物与”，就是万物同类，不论什么都是一样的，取消了价值排序，这就是我前面讲张载为什么说天地万物都是气、都是禀气而来的原因，这样就给“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以本体论的根据。再就是他著名的“四句教”，其影响之大完全可以作为儒家的金句来使用，代表了儒者的精神气象和追求，其中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有一种深厚的民生关怀和社会实践的内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今天应当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前面杨国荣老师的发言，他强调张载思想的个性化特征和意义，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最近我在凤凰国学网作了一个讲座：让传统活在当下，其中提到了三个原则，即三句话九个字：第一句是要“看世界”，第二句是“续香火”，第三句就是要“接地气”。联系到张载和关学精神，我觉得就特别契合“续香火”和“接地气”的意旨。

在张载的问题上，还有一点是非常值得一说的，关系到今天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的问题。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概念。我们今天总是讲要弘扬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概念。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之物，而文化传统则是被时间淘洗、筛选、过滤之后存留下来的优秀的、合理化的文化资源和民族精神，是可以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因素，我觉得后面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真正的传统。那么在几千年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里，哪些是我们应当传承的？哪些是好的、有生命力的传统呢？ 对这些我们需要作一个辨别和厘清。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但我的一个思考、一个想法是，什么样的传统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需要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符合文明的普遍主义本质，二是要契合现代性的发展要求。只有具备这两点，这个传统才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也是有可能会传承下去的。那么相应地来说，也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我们要不断回望轴心文明，因为在雅思贝尔斯那里，轴心时代代表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一个坐标，在那个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东西方几大文明都出现了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突破。什么叫“理性的觉醒”？就是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考虑自身，还考虑到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之为人的一些根本性原则。那么在我们中国，雅思贝尔斯提到了中国轴心文明的精神导师孔子和老子。孔子提倡仁爱，这个“仁”就是轴心文明的核心概念。道家的老子提倡的是“道”和“自然”，这也是宇宙最大和最高的价值原则，也是一种超越性思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轴心时代的文明，需要我们经常去回望，去继承和发展。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今天怎么做关系到我们在继承和创造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传统其实就在我们手上。

具体到张载，我觉得他就是中国儒家孔孟精神在后代的一个回响，是最接近、最契合原儒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与孟子的仁政、仁爱和儒者的独立精神相吻合。讲到这里，我想到张载的“民胞物与”与后来阳明的“一体之仁”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可以和人类的普遍价值进行对话的，是可以走上世界平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都批评儒家是亲亲之爱，其实儒家里面有一支传统是大爱，是博爱，是一体之仁，是民胞物与，这种精神在今天特别值得提倡和发扬。

另外关于张载的“四句教”，我记得前几年在王政军先生主持的横渠书院举办过一个会讲，我当时参与并对这四句做了一个解读。对“为天地立心”这一句话，我认为应当从形上层面去理解，它是张载全部思想的一个哲学基础。这里的“天地”，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之义，所以，张载所要立的心是公心，是一个普遍超越之心，具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可以等同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第二句“为生民立命”，是张载的社会关怀，是关学作为实学和经世之学的一个基本面向，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容；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是张载作为一个儒者的学术使命和担当，以及道统意识的自觉；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张载的远大政治抱负和理想，寓意深刻而深远，他为什么不说一世而说万世呢？万世就不是一世，是世世代代，是一个长久的概念。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太平呢？这绝不只是一个口号，一定要做到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和保护，做到公平公正，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和太平安宁。所以，张载的这四句教可以看成一个架构：有上有下，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同时，有前有后，慎终追远。故而气象高远，格局宏阔，有着警世意义。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在今天的传统文化热中，我们需要冷思考，其中这个冷思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思道德哲学的局限性。尽管历史上有一代一代的儒者为了仁爱和我们刚才说的张载的那个理想奋斗着、努力着，但是为什么现实中总是出现“人而不仁”的违仁、违和现象呢？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道德和道德哲学本身。儒家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这是它与其他几大轴心文明注重宗教和哲学不同的地方。当然道德非常重要，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标志，是人类作为高级群居动物发展起来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产生基于如下事实：一方面人作为动物具有排他性、利己性和攻击性；但另一面，人又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需要群体的和谐共生，于是又发展出一种合作共生的要求和关爱的美德。道德不仅在我们的传统中重要，在其他民族那里也一样重要，比如古希腊就有所谓“四主德”，而且在古希腊德性伦理学也非常发达。亚里士多德就有一句名言：“过有道德的生活是一种幸福”，这是说德福一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可见道德是东西方都非常重视的，这没有问题。但是不同的是，西方在道德理性之外，还发展出了一种工具理性，致力于建立一套制约制衡权力的制度，来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比如英国在十三世纪就有了《权利法案》，《权利法案》干什么？就是用限制国王的权力来保护各个人群的普遍权利，使社会良性运转。但是相比来讲，儒家学说一贯执着于道德，强调从个人修身、伦理关系和政治教化来治理社会，具有泛道德化倾向。事实证明，这种泛道德化的治国原则包括道德哲学本身，都是有局限性的，就连孟子都明白“徒善不足以为政”的道理。尤其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我们个体利益受到侵犯时，道德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这时你总不能说：“以有仁义而已”吧？这说明道德终究保护不了道德，根本上还要诉诸制度的建立，用刚性的约束来保障，从而使制度与道德协行。道德主要是自律，公共层面则需要法制和制度的力量，这样这个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仁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讲传统文化现代转换时，必须反思的一个维度。因为我们的传统道德是适合宗法农业社会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有道德特别是古代的道德已经不够了，它必须转化才能为今天所用。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个古代的“五常”之德，每一条都要朝着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新道德转换，才具有生命力。

又回到张载。张载的学说当然是内在于儒学的，也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学说。因为他强调德性之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是真知，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是张载说的，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历史上的一个学说，属于古典学的范围，但今天按照科学的认识规律看来就有局限了，需要扬弃和调整。不过张载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东西，那就是相对于其他儒学派别来讲，关学是相对边缘化的，这使他和许多关学学者能够保持儒者的独立思考和对现实民生的关切，这对我们今天无论是反思也好，超越传统也好，都是需要吸收和发扬的，比如那些仁政设计和实践，那种君臣以道合、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在关学整体上都有反映。总之，关学作为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具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值得认真研究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