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斌

（北京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谢谢刘老师，还有关学研究院的魏老师、王老师的邀请。对我来说，参加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学习的。因为在座各位的专业可能都是哲学或是历史，像舒老师就是既研究思想史，又研究历史的，是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的学生，金先生就是既研究哲学，又研究历史。我自己是中文系的，来这里算是凑热闹的。我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明代文学的，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古代广义的理学，宋明理学，包括关学，和文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代理学和文学的关系还在将合未合之际，到了明代几乎就合为一体，清代像是又分开了一点，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明代最早的重要的文学家，像宋濂、刘基，是理学北山学派，何基他们的传人，就是两代或者三代的弟子。紧接着浙东的这些作家以后，就是靖难事变他们被杀之后，就是江西的文人。江西的文人基本上都是双峰学派，就是饶鲁、吴澄的勉斋从人学派的继承传人。明代初年，浙东派、江西派是这样。

到了明中叶，影响最大的是复古运动。我原来研究过复古运动。研究者很注意复古运动与关学的关系，与陕西的关系。复古运动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他是陕西人，他在开封长大，但是他是在陕西考的举人，是在陕西接受教育的。当时的提学使是杨一清。杨一清后来当了大官，当了大学士。复古运动还有一个代表人物康海，还有王九思他们都是陕西人。说前期复古派一共是七个人，我认为最重要的当然是李梦阳、何景明和康海。康海中状元是对复古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的。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个复古运动为什么会兴起？它与关学，关中的学术和的思想文化的背景有什么关系？后面像唐宋派，大家都知道和阳明心学有很大关系，是直接在他们的启发和引导之下转而学习唐宋作家的作品，所以形成唐宋派。再往后就是公安派、竟陵派，主要是公安派。公安派是直接在王学的左派，或者说异端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当时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密切到是直接的关系，不是间接的关系。李卓吾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老师，就是给他们打开了思路，提供了一种理念，让他们在这个思想观念的启发下，直接的把它文学化、美学化，直接的把它运用到文学里面去，这就孕育了所谓的公安派。而晚期的明代文学，除了文人文学之外，还有俗文学，就是小说、戏曲。小说、戏曲开始是在民间流行，后来要在文坛上给它地位，要认定它的文学价值，要肯定它的合法性，理论哪里来的呢，完全是从心学这里来的。心学讲“百姓日用就是道”，写人的日常生活的，写人的喜怒哀乐的，七情六欲的，那就是最重要的，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这就直接为晚明的通俗文学的兴盛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今天把哲学和文学分开，是受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来操作的。其实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个文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古代人认为“一为文人，便不足称”。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是个文学家的话，那你基本上在社会上没有很高的声誉。中国古代的文人，他自己的观念中历来是将自己当作一个“士”的。这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像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人生观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宗教来解决，而中国古代宗教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按照西方的观点讲，道教、佛教都算不上宗教，都是一种智慧。因为它没有绝对的信仰，宗教必须是唯一的信仰，只相信唯一的神。中国的道教、佛教非常的开通，它没有唯一的神，非常灵活，它真的主要是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的智慧，到最后道教、佛教是没有偶像的，不相信什么东西，最后相信的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自己的理性。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宗教影响非常有限。西方的宗教是它文化的核心。那么中国古代的道德问题、人生观的问题靠什么呢？靠儒学，道学、包括佛教为核心的思想，是一种理性，不是靠信仰来引领的，而是靠思想来引领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儒学就不一样了，它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就不一样了。

第二，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西方不一样，西方长时期是封建制，都是分封的诸侯，大的诸侯可能有几百万人口，小的诸侯可能几千个人口，它的权力都是诸侯自己管的，最多聘几个管家，权力都是在封建诸侯的手上。中国秦汉以后，不是封建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诸侯名存实亡，权力集中在中央君主手中。君主不可能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又不可能让诸侯来分封，因为分封就会导致分裂，导致战争，因此他需要大量的文人知识分子来帮他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所以文人士大夫就必须参与政治，就一定要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是参与政治的，有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有这种机会。西方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参政的机会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你就去画画，你就去谱曲，所以西方专业的画家、作曲家、诗人比较多，他们的文学就是记忆，他们art，就是记忆，就是写的很漂亮。写人的情感，她的美好的形象，用非常巧妙的语言形式，来写的好看，唐人感到审美的愉悦。西方的文学是纯文学，而中国的文学从来是和道德、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后来也有一定适度的划分，慢慢分化发展，但是总体上直到清朝的灭亡以前，社会结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定要道德、政事、文章要兼善。然后自己既要继承道统，还要政统，还要文统，要集思想家、官员和文学家于一身。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从来就不想自己做一个单纯的文人，从来都想自己做一个道德思想家，还要能够经世济民，有很大现实作为的，能够参与现实的一个政治官员，然后同时自己又有很高的文化艺术水平，能够写的非常好。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和理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后来把它们割裂了，文学是文学，哲学是哲学，这样讲很多文学现象是讲不清楚的。甚至反过来讲，我们离开了文学里边所表达的那种丰富的思想感情来讲哲学，有时候恐怕也是非常枯燥的，恐怕是缺乏血肉的。为什么我对理学的东西（感兴趣），我出过小书叫《理学和文学论集》，当然这个是很肤浅的，谈不上什么见解，特别是研究哲学的人看来那都很肤浅，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有关系的，是很重要的。我也是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愿意来学习。

另外，前面几位先生讲的非常好，我简单讲一点。一个就是，中国古代，譬如宋朝，版图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大，竟然能形成那么多的学派，那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真正的充满活力。其实每一种学术的风格都不太一样，舒老师是四川人，讲蜀学是滔滔不绝，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我自己是湖南人，湖南人也有自己学术，湖湘之学。我又在浙江工作过二十几年，对浙江的东西也有点感受。这几个就不一样，比如关学，上午杨国荣老师概括的就非常好，它就是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强调实践品格，这是非常突出的。浙学，后来将王阳明纳入到浙学里边，实际它是全国性的。如果把他纳到浙学里边，从王充，中间王阳明，再到黄宗羲，再到近代章学诚，再到鲁迅先生这些人，它最大特点是批判怀疑精神，他总是批判怀疑。这个我觉得也很难得，很宝贵的。那我们湘学，如果说有什么风格的话，我觉得是经世济用，从胡宏这些人，到曾国藩，到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同湘学是有关系的。蜀学，我觉得刚才舒老师讲的，我的体会是融会圆通，是非常通达，融会的，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里原创的，但是到那里以后他觉得区分那么多没什么意义，要找到相通之处，然后灵活运用。我觉得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在研究关学的时候，我们不要有种独争的想法，要承认学派的并存，多样化是最有生命力，最合理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我的一个意思。

另外，对关学研究，刚才舒老师和其他老师出了好多主意，包括一些基础性的，比方说网络传播、关学通史、更完整的关学学案等。我觉得关学研究其实有几个层面的，一个是对过去关学的研究和对关学研究的研究。我们现在要搞新的关学的研究，恐怕还是关学研究，但是能不能成为“新关学”，“新关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自成一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对天地万物，社会历史、人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思考），我们要创立我们的新关学，应该还有那个意思，就是不仅有关学研究、关学研究的研究，还要有新创见。我看是很难，这个要出大儒，才能够自成一家，自成体系，但是可以作为发展方向。刚才讲的关学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关学与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研究方向。国内不同的地方学派，关学、蜀学、湘学、浙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个方向，都可以去做。

我确实是来学习的，乱说两句，就不多说了。谢谢！

（刘峰整理，魏冬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