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凤[1]

摘  要：冯从吾与邹元标在讲学实践中，共建首善书院，共主讲席，以忠孝大义相劝勉，以挽救正道人心为使命；在政治上，二人志同道合，持正不阿，犯颜直谏，并为世重；在学术上相与切劘，共修学业，学术同一，为名世真儒。冯从吾与邹元标的学术交往，是关学与心学学派之间互动关系的典型范例，表现了关学与东林学派学人坚持正义与真理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冯从吾；邹元标；学术互动；关学；心学；

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谥恭定，西安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明代关学重要传人，被誉为“与张横渠、吕泾野鼎足关西”的学者^{[1]《冯小墟先生集叙》}。一生数次为官，但因其耿直的性格和关切社会民生的强烈使命感，不肯苟合当朝腐败黑暗政治势力，多次被罢官而林居。生平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一意探讨学术源流异同”^{[1]《少墟冯先生传》}，“与邹元标、高攀龙鼎足相映”，被当世推为“南邹北冯” ^{[1]《少墟冯先生行实》}。在学术史上，冯从吾亦因其精湛的理学造诣，被视为明代提振关学的重要学人而备受推崇。刘宗周说：“冯先生，今之大儒也，倡道关西，有横渠之风。^{[1]《都门语录序》}李二曲亦说：“关学一脉，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冯从吾）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2]（P181）}甚至有学者认为他与王阳明“先后相望，而并为明儒宗”、“海内外诵法孔氏者之指南”^{[1]《池阳语录序》}。但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则把冯从吾与许孚远一起列入《甘泉学案》，这绝非一时之疏忽，而显为出于学术源流考镜之必要。甘泉即湛若水之号。湛若水（1466－1560），字符明，号甘泉，时称“甘泉先生”，广东增城人。其“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3]（P876）}湛甘泉之学显然是与阳明之学相通的心学一系，虽其学宗旨与王学略有不同，且不及王学之盛，但王、湛之门人往往“递相出入”，即“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3]（P876）}冯从吾曾师从陕西提学副使许孚远（敬庵），而许孚远则为湛甘泉的再传弟子，其对王阳明“致良知”说笃信不疑。因而，冯从吾与许孚远皆作为湛甘泉的后学列入《甘泉学案》，也就顺理成章。这样，作为关学传人的冯从吾也就与心学有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许孚远到陕西任职，是因当时在京城任给事中的邹元标推荐，而其后冯从吾赴京任职，与邹元标又一起参与了诸多政事和讲学活动，二人关系非

常密切，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海内识与不识，咸知邹元标、冯从吾为时麟凤。”^{[1]《奏疏》}，其学“与邹元标、高攀龙鼎足相映，天下始晓然于正学之终不湮，而道明昼日，世跻陶唐。”^{[1]《少墟冯先生行实》}

邹元标（1555-1624）字尔瞻，号南皐，吉水（今属江西）人。弱冠从胡直出游，拜访过诸多书院，饱闻各家之说，一生倾慕学术，年少立下为学之志。万历五年（1577）进士及第，累官至刑部右侍郎。他主张，为官不能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应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他置阉党的打击、迫害于不顾，数次犯颜直谏，遭受过廷杖之苦，多次被贬谪。曾林居三十多年，但仍孜孜致力于讲学。因其学宗阳明，故黄宗羲将其列入《江右学案》。他的学识人品和刚直的性格，与冯从吾至为相似，二人相惜之情弥深，且有非常密切的学术交往，从而在思想学术上声气相应，相互影响，由此对明代中后期关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探究二人之间的学术交往，有利于厘清关学与心学的交流、互动以及关学在晚明的学术走向，从而进一步深化关学的研究。

一、创办首善书院，共主讲席

冯从吾于万历十七年进士及第，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一心乡慕圣贤之学。万历十九年（1591）冯从吾由庶吉士改任山西道御史。初入仕途的冯从吾抱定内圣外王的理想，对朝廷充满期待。但是他发现明神宗不是一位有为的皇帝，常年深居后宫，沉湎酒色，荒于朝政，纵容奸臣专权，致使朝纲混乱，民怨沸腾。于是冯从吾披肝沥胆犯颜直谏，递呈著名的《请修朝政疏》，指斥明神宗“鼓鐘於宫，聲聞于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如是则既非静摄，又废朝政，纵谕旨森严，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后世也。”此疏惹怒了神宗皇帝，虽因朝臣力劝而免于廷杖，但却被削籍归田。后虽复官，不久又被罢免。仕途的坎坷，使他更坚定了讲学的信念，开始了“以学行其道”的讲学生涯。在此后林居的二十六年中，他“一字不干公府，绝口不谈时事”，专心治学。万历三十七年，创办关中书院，冯从吾出任主讲。无独有偶，邹元标也因多次上疏改革吏治，医治民瘼，而触犯了皇帝，被视为“讪君卖直”，多次遭贬谪。《明史》卷二四三《邹元标传》记载：“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忧，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从万历十八年（1590）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邹元标居家讲学整整三十年，未涉仕途。在这期间，邹元标与顾宪成、赵南星被誉为东林党“三君”。天启元年（1621）冯从吾应诏赴京，官至左副都御史。虽然再次步入仕途，但仍未改变“以学行其道”的志向。恰于同年，邹元标也重返朝廷，有感于朝内党派纷争，大臣各怀偏见的情况，向皇帝进谏“和衷”之议。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与改变社会士风的强烈使命感与意识，冯从吾和邹元标在京城共同创办了首善书院，刘宗周、高攀龙等也参与书院的讲学活动。王心敬《关学续编》记述冯从吾到京后与邹元标创办书院时的情景，说：“复与同官邹南皋（元标）、钟龙源、曹真予、高景逸数先生约会讲都城隍庙，……缙绅士庶环听者，至庙院不能容。或曰：‘辇毂讲谈，谣诼之囮也。国家内外多事，宜讲者是非一端，学其可已乎？’先生怆然曰 ：‘正以国家多事，人臣大义不可不明耳！’邹南皋先生曰：‘冯子以学行其道者也，毁誉祸福，老夫愿与共之！’于是十三道奏建首善书院。”^{[4]（P72-73）}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其一，首善书院的创立是冯从吾、邹元标等讲学事业发展的产物。其先讲学于京都城隍庙，书院乃是因听众多不能容需要进一步扩展而创办的；其二，在创办书院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国家多事，讲学不能正是非，讲学没有实际意义，而冯从吾坚定的认为，讲学恰是在国家多事之时明“大义”所必需。三是邹元标坚定地支持冯从吾，愿与冯患难相共。这既反映了冯、邹二人对于创办书院不仅有共同的信念，而且都有坚定的决心。关于首善书院创办时的争议，《明史》卷二四三《冯从吾传》有一个大略的记载：

已，与邹元标共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其中，给事中朱童蒙遂疏诋之。从吾言：“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经》，天子经筵，皇太子出阁，皆讲学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己则不为，可乎？先臣守仁，当兵事倥偬，不废讲学，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誉，而为此也。”因再称疾求罢，帝温诏慰留。而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复相继诋元标甚力。从吾又上言：“臣壮岁登朝，即与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辈立讲学会，自臣告归乃废。京师讲学，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为诟厉。”因再疏引归。

《明史》卷二四三《邹元标传》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述：

 元标自还朝以来，不为危言激论，与物无猜。然小人以其东林也，犹忌之。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会元标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童蒙首请禁之。元标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复疏劾，语尤妄诞。而魏忠贤方窃柄，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叶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温旨。

从吾与元标建首善书院，在客观上起到了“联络正人同志济国”的积极作用，因而遭到追随阉党的朱童蒙、郭允厚等人的忌恨和打击，他们极力罗织罪名，并借故宋之灭亡是因于讲学故，欲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加之认为邹元标属东林党人，更加忌恨。为此，从吾写了《辩讲学疏》，历陈讲学之传统和当下讲学的缘起和根由，力辩“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2]朱童蒙反对建书院虽然其根本原因是起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但其中也潜藏着一个阴谋，就是要借此驱逐邹元标、冯从吾等正直的官员于京城。冯从吾后连上五疏，请求引归，并于天启二年（1622）回归陕西故里，杜门著书，专事讲学。邹元标亦据理力争，仍未果，于是也“疏辨求去”，虽皇帝“慰留”，但不断遭到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等人的“疏劾”，最后还是离京而去，首善书院“乃废”。虽在天启四年（1624）朝廷再次起用从吾，然他均坚辞不就，坚持在关中书院讲学。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党羽张讷上疏诋毁从吾，请废天下讲坛，从吾被削籍。虽如此，但他对“以学行其道”的志向没有丝毫动摇。元标是年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御史张讷请毁天下讲坛，力诋元标，忠贤遂矫旨削夺。”^[5](P6306)《明史》载天启五年，“忠贤党张讷请毁天下书院，劾（郑）三俊与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合污同流，褫职闲住。”^[5](P6563)共同的志向，共同的命运，相通的学术，将冯与邹二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吾视元标如师，二人结下深厚友谊。冯从吾说：“臣因与左都御史邹元标立会讲学，元标名世真儒，臣事之如师，凡同讲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义相劝勉，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君亲之大伦，或可以少挽江河狂澜于万一。此正臣与元标风纪大臣之责任也。”^{[1]《请告第三疏》}在讲学受到打压不能为继之时，从吾毅然请辞罢归，并对皇帝说：“即赐罢归，使臣得随元标后，同出都门，臣即旦夕填沟壑，亦无遗憾。”“臣与元标同一志向，同一学术，书问切劘，非止一日。今幸追随西台，共修职业。 ……讲学修书院，臣与元标同，而今元标行矣，臣复何待？”^{[1]《请告第四疏》}在惨烈的政治斗争中，二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其志向之切，友谊之深，意志之坚，在《疏》中溢于言表。

二、共与阉党较量，持守正义

冯从吾与邹元标不仅在讲学方面鼎力合作，共同与反对派作斗争，而且在皇权、阉党与朝廷清流相较量的诸多政治问题上，也意气相投，配合默契，尽力坚持正义之道。在明神宗朝，由于神宗怠于政事，朝廷权臣渐立门户，常常以危言激论相互攻诘，特别是有关“国本之争”，涉及到宫中诸事，朝廷总是堵塞言路，一些有良知的正直的大臣秉公谏言，却常常受到弹劾打击，一个个引疾而退。在这种情况下，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尤其是那些“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5](P6032)从顾氏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等，多为清流。力量中坚者为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三君”。东林名震天下，不过也招来诸多忌恨者，以至于只要有人偶尔言及东林，便成陷阱。而那些为东林辩护者，遂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打击，如“邹元标、赵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进。”^{[5]（P6066）}

神宗朝曾发生“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此事在朝廷内引起激烈争论，甚至“盈廷如聚讼”。在参与争论诸人中，凡“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冯从吾对此有自己显明的立场。他在《方辅臣议》中提及其中的“红丸”、“梃击”两案，并做了公正的评论。如就礼部尚书孙慎行论方从哲与“红丸”案的关系时，他说：“除李可灼亟当重处外，仍当申饬左右，无论药之效不效，大抵非太医院官，不得擅进。”所议颇为客观。当谈及张差“梃击”案时，说“皇祖处分甚当，无容再议”，并引邹元标的话说：“谁秉国成，而使先帝震惊？谁秉国成，而使张差闯宫？谁秉国成，而使豺狼当路？”^{[1]《方辅臣议》}足见他与邹元标的看法相同。四库馆臣评论说“后廷议三案，（从吾）亦持正不阿，卓然不愧为名臣。”^{[6]（P909）}

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灼人，许多奸邪之人依附之，“清流尽逐”，东林党受到更大打击。在这些矛盾纠葛中，冯从吾也被视为东林同党而受牵连。魏忠贤之鹰犬张讷曾弹劾赵南星十大罪，欲除赵而以党羽代之，并请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诸书院，因魏“痛诋邹元标、冯从吾、余懋衡、孙慎行，并及侍郎郑三俊、毕懋良等，亦坐削夺。”^{[5] (P7858)}政治清流几遭沉抑迫害，故清末刘古愚在《关学编前序》中说：“恭定立朝，与东林诸君子声气相应，而邹南皋、高景逸又其同志……”。冯从吾之子冯嘉年在崇祯二年（1629）年奏疏中说：“臣父与邹元标志同道合，并为世重，生前名位与遭际阳九，抑又无异。”^{[1]《奏疏》}

三、学术上相互砥砺，坚守正道

冯从吾与邹元标在学术上也有频繁的交往，二人总是相互切磋，相互启示，共同探讨，以坚持正道真理为共同的目标。“邹先生之学深参默证，以透性为宗，以生生不息为用，其境地所诣，似若并禅机玄旨而包括于胸中。”而“冯先生之学，反躬实践，以性善为主，以居敬穷理为程”^{[1]《新建首善书院记》}，二者各有特点。不过，冯从吾师从许孚远，许孚远又是湛若水的再传弟子，受其影响，许、冯二人都对阳明的“致良知”说笃信不疑，但却对王门后学“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则提出质疑。同时许孚远、冯从吾又接受了朱子的“居敬”“守静”思想，主张以“克己”为宗，以此纠正良知说的流弊。邹元标其学属王学江右学派，对阳明心学亦守之弥坚，但对其后学虚玄之弊亦颇为痛切，故二人“与世之高谈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迳庭。”^{[1]《新建首善书院记》}

二者学术的共同点很多。在结识冯从吾之后，元标对从吾学术之深刻精微感触良多。从吾文集编成后，他亲为之序，所撰《少墟冯先生集序》中说：“予朝夕闻秦中少墟冯公……，力肩正学，心尝仪之。”表达了对冯从吾的推崇和敬仰之心。但他同时指出，对于冯从吾能使“关、闽学晦而复明”这点，“世儒皆能知之”，但是“然公之入微，人未易知也。”即其学说之精微，人们却不大易知。他认为，其学说精微的表现在于“无所不入，无所不受”，如从吾之学虽有所宗，即宗之张、程朱子理学，“然于新建亦极笃信”，其所说“新建”当指阳明之心学。所以他特别肯定从吾所说“‘致良知’三字泄千载圣学之秘，有功吾道甚大。”但是，从吾并不盲目信崇，如对其“无善无恶”之说，则颇持疑议，认为此与“致良知”说不十分相合，且杂佛氏“虚无寂灭”说于正学之中。元标对从吾大胆怀疑的态度和精神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说“吾儒患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疑不懈。”并诚恳地说：“愿与公终身请事焉。”^{[1]《少墟冯先生集序》}当然，对“无善无恶”之异议，其师许孚远早已提出。罗汝芳的门徒周汝登“以无善无恶为宗”，孚远曾作《九谛》以难之，说“文成宗旨，原与圣门不异，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则“非文成之正传也”。^{[5]（P7286）}从吾既受王学的影响，信“致良知”一说，又受其师孚远的影响，对王门后学杂佛禅于儒的做法不盲目苟同，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坚持真理的正义精神。

从吾对元标在学术上的成就亦颇为推崇。从吾二次起官返京，曾与邹元标讲学于城隍庙之道院，所讲内容后人辑有《都门语录》，其中记有元标所说“学问全要有规矩准绳，离了规矩准绳，便不成学问”。冯从吾在给邹元标的信中极其肯定此说，说“后世学者”（主要是指王门后学一些空谈心性者）往往是“口实多悟”，而把“规矩”则视为束缚，主张要“一切无碍”，冯从吾批评此“害道不小”，并肯定邹元标“独提‘规矩’二字”，“以小心翼翼为真家法”的观念和主张是“大有功于吾道矣”。^{[1]《答邹南皋先生》}

在给邹元标的另一封信中，从吾讨论了为学的方法，说“为学要日减，又要日增。”并举例说，“《易》之《益卦》是日增之说也，《损卦》是日减之说也。增非增其所无，不过复其所本有；减非减其所有，不过去其所本无。本体如是，功夫亦如是。此吾儒一贯自得之学也。”^{[1]《答邹南皋先生》}当从吾得知元标在家乡将仁文书院加以重修整饬之时，非常高兴地说“殊喜”。不过他也感叹自己平生身体多病，又不置产业，不能如元标那样兴学于乡。但他讲学的决心矢志未变，说：“近病体日益衰，家事日益窘，惟是讲学一念日益壮益坚。”对此，他还自嘲自己“可笑也”。冯从吾对于当世一些“离经畔道者”之言论颇为忧虑，为使年轻的学子不至于迷失方向，他有针对性地编写了一本《古文辑选》，书成后请邹元标写序。在《古文辑选序》中，元标指出，在当时“今文亦质后生，末学浸入肺肠，其生心害事为祸不浅”的学术背景下，“冯仲好先生忧之”，于是选取“自春秋列国以至汉、唐、宋、元择可为训者，曰《古文辑选》”，其目的是欲“令諸從遊者不眯目而走失”^{[1]《邹元标古文辑选序》}，表现出二位先生对学术风气的共同担忧。

冯从吾曾为诗寄怀他与元标的情怀。《寄怀邹南皋先生》：“忆昔婴鳞出帝畿，志完声价古今稀。千年绝学君能继，一点真心我不违。桃李有情开绛帐，乾坤无事掩柴扉。何时负笈来相访，五老峰头烂醉归。”^[1]情真意切，字里行间充满对友人的真挚情谊，而且在寄言之时，还寄希望于元标能完成“继绝学”的使命。仅从这些我们所能搜求到的资料中，足以看出二人之学术交往及深厚情谊。

四、冯从吾与南方诸学者的交往与学术影响

冯从吾与邹元标的交往，实际上是在与南方诸多学者广泛交往的背景下发生的。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刘宗周以及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等人，他们与从吾都有着经常而广泛地接触并在思想学术上相互影响。首先，从吾与东林诸同志在仕途上荣辱与共，他有几次被罢归，亦与东林有关。天启五年，“忠贤党张讷请毁天下书院，劾（郑）三俊与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合污同流，褫职闲住。”^{[5]《明史》（P6563）}刘宗周、冯从吾都曾受业于许孚远，“从孚远游者，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皆为名儒。”^{[5]《明史》（P7286）}后来宗周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共主讲习。高攀龙与“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宗周亦与焉。”^{[5]《明史》（P6591）}元标后来遭遇攻击，高攀龙亦请与同罢。可见，邹元标、高攀龙、刘宗周等人都有密切交往。

不仅如此，他们在思想上也能相互认同并有诸多相通之处。阳明心学在南方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对于王门后学的空疏学风，刘宗周非常忧虑，于是筑证人书院，集诸同志在此讲学，以求矫正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三《圣学宗要》记载：“宗周独深鉴狂禅之弊，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务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愼独。”刘宗周临终时还对门人说：“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5]《明史》（P6592）}批评王门后学“鲜有不流于禅者”，此与冯从吾非常一致。冯从吾《都门语录》刊刻之时，刘宗周还为其写了序言，其中对冯氏讲学肯定有加，说：“冯先生之讲学，言言辩义利，正纲常，力辟邪说，使人反躬实践，惟心身日用人伦物理之为兢兢”，对于世间有学者“不讲圣贤之学”，而决然企图“别开门户”的做法，刘宗周极为反感，并提出批评。他认为冯从吾之所讲，“皆圣贤之学，而未尝自标为冯氏之学”，还说“如此讲学，可以万世而无弊矣。”同时在序中指出，邹元标与冯从吾二人“道同心同而出处同”。^{[1]《都门语录序》}《冯少墟集》编成后，高攀龙、赵南星等人也皆为之序。高攀龙在万历癸丑年所写《冯少墟先生集序》中，强调本体与工夫一而不二，“无本体，无工夫；无工夫，无本体也。”但是，时下一些学人或“善言功夫，惟恐言本体者之妨其修”，或“善言本体者，惟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他认为冯从吾则“至明至备、至正至中，非修而悟、悟而彻者不能，真圣人之学也。”赵南星在《冯少墟先生集序》中，数称从吾之学“明于圣人之学”，并说“余反复先生之集，想见其心极虚，其量极广，其救世之念极切”，对冯从吾真挚之情、敬佩之心，充满字里行间。

总之，冯从吾虽为关学传人，但在其并不算久的为官生涯中，由于其人格和学识，赢得了当时官场清流中诸多学者的拥戴，特别是与南方东林一系学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在学术上也有过广泛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受到王学的极大影响，同时又对王学末流的空疏之风有深刻地了解，并与同仁一起为纠偏救弊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其中冯从吾与邹元标的交往与合作，在其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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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永瑢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