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清代关学学人对关学传统的自我建构意识
【摘要】清代关中学人对《关学编》的续补，并非单线进行，而是大抵经过一个由分趋合、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首先，王心敬—周元鼎（简称王系）、刘得炯—李元春（简称李系）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向续述了从冯从吾——李二曲的关学学人，并对原编做了补述。随后李元春弟子贺瑞麟再次续入李元春等关学七人，与之同时的柏景伟则将冯从吾的原编、以上两系的关学续补编、贺瑞麟的再续编予以删定整合、汇为一稿，而贺瑞麟在柏景伟殁后对合本的补正，则形成了今天《关学编》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关学编》；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 柏景伟
冯从吾的《关学编》是关学史的第一部文献，对此后关学史的撰述具有奠基之功。入清而来，关学学人先后有王心敬、刘得炯、周元鼎、李元春、贺瑞麟等人对《关学编》予以续、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关学学术史的撰述。对此，今人陈俊民、徐兴海、王美凤等已有研究成果。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清代关中学人对《关学编》的续补，并非单线进行，而是大抵经过一个由分趋合、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首先，王心敬—周元鼎（简称王系）、刘得炯—李元春（简称李系）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向续述了从冯从吾——李二曲的关学学人，并对冯从吾的《关学编》原编（以下简称原编）做了补述。随后李元春弟子贺瑞麟再次续入李元春等关学七人，与之同时的柏景伟则将冯从吾的原编、以上两系的关学续补编、贺瑞麟的再续编予以删定整合、汇为一稿，而贺瑞麟在柏景伟殁后对合本的补正，则形成了今天《关学编》的基本面貌。对《关学编》文本之原编、补编、续编、再续编历史情况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理解今天《关学编》文本的形成流变，而且有助于理解清代关学学人对自身传统建构的差异和趋向。
一
今人对明清两季《关学编》的原编、补编、续编、再续编首次进行点校整理的重要成果，应是陈俊民、徐兴海两位先生点校、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理学丛书之《关学编（附续编）》。该著大略分为正编和附录两部分，附录一“关学续编”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先后按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三位作者为序分为三卷。关于该书“关学补编、续编”部分的版本依据，据该书《点校说明》云：“是以沣西草堂本为底本，主要以朝邑蒙天庥荫堂本作对校，同时参考其他本子点校完成的。”【1】5沣西草堂本，也就是光绪辛卯（1891）长安沣西草堂柏子俊（柏景伟）所刻的《关学编续编》本；而作为对校本的朝邑蒙天庥荫堂本，也就是道光庚寅（1830）朝邑蒙天庥重刊、李元春重订的增订《关学编》本。但对于沣西草堂本，陈、徐二人虽认为“此本将冯从吾关学编四卷作为原编，而将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各自的补续作为续编（并按补续者为次），共三卷，同原编汇集一书，可谓关学之全编也！”，【1】5但也提出：“未知各依合种版本重刻。” 【1】5实际上，柏景伟的沣西草堂本并不仅仅是综合各种《关学编》版本简单予以重刻，而是在重刻之前，先对原编之后的续编部分予以删定。柏景伟对于关学诸编的做法是：
冯恭定公《关学编》首圣门四贤，卷一宋横渠张子九人，卷二金、元杨君美先生十二人，卷三明段容思先生九人，卷四吕泾野先生十三人。公序其前，而岐阳张鸡山序其后，此原编也。丰川续之，则自少墟以及二曲门下诸子。周勉斋即续丰川于其后。桐阁又续之，则于宋补游景叔，于明补刘宜川诸人以及国朝之王零川。贺复斋又续七人，即列桐阁于其中。为续编卷三。丰川编远及羲、文、周公以及关西夫子而下，非恭定所编例，去之。（《柏景伟小识》）【1】68
可见，柏景伟所订之关学诸编，除以冯从吾原编作为前四卷之外，其续补编则分别以王丰川（王心敬）—周勉斋（周元鼎）所续作为第一卷，桐阁（李元春）所续作为第二卷，贺复斋（贺瑞麟）所续作为第三卷。补续合计，共为三卷。这是柏景伟所刻的《关学编续编》本的四个文本来源。
但是，对于王心敬—周元鼎以及李元春的《关学编》续补两种文本，柏景伟并不仅仅是简单拿来纳入其中付刻了事，而是对其做了多处删定。除以上《柏景伟小识》中言及对于“丰川（王心敬）编远及羲、文、周公以及关西夫子而下，非恭定（冯从吾）所编例，去之。”之外，今结合光绪辛卯（1891）长安沣西草堂柏子俊（柏景伟）所刻的《关学编续编》本、清乾隆王氏家刻嘉庆七年（1802）周原鼎增补的王心敬增辑《关学编》本，以及道光庚寅（1830）朝邑蒙天庥重刊李元春重订的增订《关学编》本，可见柏景伟对王心敬—周元鼎续编、李元春续编所做的删定如下：（一）对王心敬—周元鼎续编本。将王心敬在孔子之前补入的伏羲、泰伯、仲庸、文王、武王、周公六人，在孔门四贤之后补入的董仲舒、杨伯起二人删去，并删去其所定之《凡例》十条以及圣、贤、儒等品目，一仍冯从吾原编之旧；对王心敬所续入自冯从吾至李二曲部分，除删去《元洲单先生》下王心敬一段按语外，依其所订录入。（二）对李元春续补本。略去其原本中录入冯从吾《关学编》中内容，仅保留其补入内容。续编部分，则除去与王心敬所补人物重复内容，即《仲好冯先生》（冯从吾）、《鸡山张先生》（张舜典）、《复斋王先生》（王建常）、《二曲李先生》（李颙）、《丰川王先生》（王心敬）、《含中张先生》（张秉直）、《相九马先生》（马相九）七篇，作为第二卷。由此可见，柏景伟的沣西草堂本并不仅仅是将王、李补续本连同冯氏原编、贺氏再续编简单放在一起重刻，他对王、李二人之补、续，还做了重大的删定。陈、徐两位先生点校的中华书局1987版《关学编》，对关学史文献的整理功不可没，但要了解《关学编》补、续编的文本流变，尚显不足。
2015年1月，由刘学智、方光华教授主编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关学文库》正式出版。《关学文库》是我国第一部对关学基本学术文献进行点校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其中包括《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两个系列，“文献整理系列”对关学学术史上28位重要学人的著作和关学史文献进行了点校整理，其中《关学史文献辑校》由西安文理学院王美凤教授担纲完成。在《关学史文献辑校》一书中，王美凤教授按照《关学文库》整体编撰体例，其中分四编点校整理了冯从吾的《关学编》、王心敬的《新增关学编》、李元春的《增订关学编》、贺瑞麟的《关学续编》，完整再现了明清时期《关学编》原编、补编、续编、再续编的文本历史状况，是历史上关学史文献的第一次系统完整的汇校，对关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关学编》文本的流变历史，还需要进一步发掘。
二
通过对历史上《关学编》的续补、重刊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冯从吾之后，清代关学学人对《关学编》的续补，先是沿着王心敬—周元鼎（简称王系）、刘得炯—李元春（简称李系）两条线索进行；到晚清则在贺瑞麟和柏景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趋于融合。
首先对《关学编》做补、续的，是王心敬—周元鼎一系。李二曲的门人王心敬，是冯从吾《关学编》成书两百年之后为之作补续的最早者。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澧川，学者称丰川先生，陕西鄠县人。感于冯从吾之后关学传述不远，王心敬在对冯从吾《关学编》史学意识的继承和创新下，对《关学编》做了首次补续。其《关学编序》云：
关学有编，创自前代冯少墟先生。其编虽首冠孔门四子，实始宋之横渠，终明之秦关，皆关中产也。自秦关迄今且百年，代移世易，中间传记缺然，后之征考文献者，将无所取证，心敬窃有惧焉。闲乃忘其固陋，取自少墟至今，搜罗闻见，辑而编之。【2】61
与冯从吾相比，王心敬具有更加强烈、明确的道统意识。他认为“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胳也。” 【2】-61对于关学，他更为关注的是张载之前关学道统的构建，他说：
横渠特宋关学之始耳，前此如杨伯起之慎独不欺，又前此如泰伯、仲雍之至德，文、武、周公之“缉熙敬止”、“缵绪成德”，正道统昌明之会，为关学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画开天，固宇宙道学之渊源，而吾关学之鼻祖也。……于是，复援经据传，编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于孔门四子之前，并编伯起杨子于四子之后，合诸少墟原编，以年代为编次焉。盖愚见以为，必如是而后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耳。【2】61
对于孔子之前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人能否编入《关学编》，时人有所疑惑：“少墟之不备录前六圣也，意或以伏羲帝，文、武王，周公相，且皆圣人也，不可与后儒同类而编欤。而子备录之，岂大夫不敢祖诸侯，诸侯不敢祖天子，通鉴不敢以己编直接春秋之旨乎？” 【2】65对此，王心敬回答说：“不然，大夫不敢祖诸侯，诸侯不敢祖天子，所以辨宗也。通鉴不敢接春秋，所以尊圣也。编关学，则溯宗原圣矣。辨宗尊圣，则惟恐不严。溯宗原圣，正惟恐其不备，胡可比也！且此道此学而有贵贱、圣凡之殊欤？不观吾夫子东鲁布衣也，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正不嫌自蹈僭踰耶？六圣人自吾关中道德学行之斗极，编关学者自宜前录以昭吾道之正统大宗，而在所不疑尔。” 【2】65王心敬认为，编关学的目的，在于“溯宗原圣”，将六圣与后儒同类而编，与“辨宗尊圣”的礼制并不冲突。且此道此学，并没有贵贱、圣凡的差别，所以“编关学者自宜前录以昭吾道之正统大宗，而在所不疑尔”。但从内心深处，王心敬并不能认为圣人和凡人无有差别，于是他从孔子“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分”的观点出发，“于伏羲六圣，则标目曰‘圣人’，“孔门四子，则曰‘贤’；自汉以后，则总目之曰‘儒’”，【2】61如此其入编者予以品目别类。王心敬认为，如此补入，“则千百世下，凡生吾关中者，读羲、文、武、周之书，诵汉、宋以来诸儒先之传，溯流穷源，可无复望洋之叹。因是孜孜亹亹，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见圣人之本怀。是则后死者之责，而先圣贤之所亟待也夫！” 【2】61基于以上重建上古道统宗源的认识，王心敬除了对《关学编》续入冯从吾等七人之外，重点对张载之前的关中道统人物做了补传。
王心敬之后，周元鼎（生卒不详，三原人）在嘉庆七年（1802）刊刻冯从吾的《关学编》和王心敬的《续编》，并为王心敬做传，入于《关学续编》中。周元鼎《关学续编后序》言：
《冯少墟全集》中有《关学编》二册，先生所手订也，余既与南塘傅君印行矣。已从友人锡爵刘公处得《关学续编》，则丰川先生所续也，自少墟先生至二曲先生之弟子而止。顾此本人不多见，予意其板或藏先生家，遂亲诣鄠县，就其曾孙求之，果得焉。乃就丰川先生集中，从观其生平崖略，别作传以续其后，并梓而行之。【2】105
可见，周元鼎对《关学编》的贡献，乃是印行冯从吾的《关学编》和王心敬的《关学编》补续，并为王心敬做传，续于《关学编》之后。
由王心敬补续、周元鼎增补的《关学编》，有清乾隆王氏家刻嘉庆七年（1802）本，藏于山西大学图书馆，齐鲁书社1996年据此本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6册。此书文本卷首依次为王心敬《关学编序》，余懋衡、李维桢、冯从吾所作《关学编原序》三篇，张舜典《关学编后序》，王心敬所定十条《关学编》凡例。然后是目录。正编分六卷，第一卷王心敬所新增六圣人，卷二依次为孔门四贤、王心敬新增汉儒董仲舒、杨伯起二人，冯从吾原编宋儒九人；卷三为冯从吾原编金儒一人、元儒八人、卷四为冯从吾原编明儒七人（附二人）；卷五为冯从吾原编明儒八人；卷六为王心敬新增明儒六人、清人一人，及周元鼎所作王心敬传。卷末为周元鼎所作《后序》。
对于王心敬补续《关学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所评价，云：
从吾所纪，梗概已具，心敬所广，推本羲皇以下诸帝王，未免溯源太远。又董仲舒本广川人，心敬以其卒葬皆在关中，因引入之，亦未免郡、县志书牵合附会之习也。【2】630
可见四库群臣对王心敬《关学编》所补部分，评价不高。到清光绪年间柏景伟合编关学诸编时，也认为“丰川编远及羲、文、周公以及关西夫子而下，非恭定所编例，去之。”(《柏景伟小识》)。【1】68可见，王心敬对《关学编》所作的补编部分，并没有得到后世关学学人认同。
三
为《关学编》做补续的另一系，是刘得炯——李元春——贺瑞麟一系。
这一系首先为《关学编》做续补的，是中卫人刘得炯。乾隆丙子年（1756），刘得炯在朝邑做学师，撰有《关学编序》，其曰：
余读《关学编》而深有感焉。是编少墟冯先生之所著也。……将使前贤之学问渊源微之发明，圣道显之立身，制用卓然，不愧为学者以昭来兹，示典型，而新安持国余公序刊以传世云。独是是编自明季至于今百有余岁矣，虽间有旧本，而版籍无存，恐迟之又久，澌灭殆尽，后之人即欲觅是书而知其人，其奚从而知之？……窃尝有志于斯道矣，……邑中丁巳进士赵氏蒲者与余同谱，现任仪陇县知县，其学务实行，居官识大体，号为知交，因邮寄书信，约为同志，捐银三十金，余亦捐俸数金，重为刊刻焉。……并将少墟先生入于集中。而复斋王先生以布衣锐志圣学，四十余年不出户庭，甘贫乐道所难能者，亦续入焉，以就正于有道之君子。……乾隆丙子二月朔日，中卫后学刘得炯书于朝邑学署健中堂【2】625-626
据序文，可知刘得炯读了余懋衡作序的《关学编》，认为《关学编》“将使前贤之学问渊源微之发明，圣道显之立身，制用卓然，不愧为学者以昭来兹，示典型”，又有感于“是编自明季至于今百有余岁矣，虽间有旧本，而版籍无存，恐迟之又久，澌灭殆尽，后之人即欲觅是书而知其人，其奚从而知之？”，于是与时任陇县知县、出身朝邑的赵蒲约为同志，捐银数金，重为刊刻《关学编》。在刊刻中，他“并将少墟先生入于集中”，同时，他认为“复斋王先生以布衣锐志圣学，四十余年不出户庭，甘贫乐道所难能者，亦续入焉，以就正于有道之君子。”于是将朝邑学者复斋王先生（王建常）亦续入其中。
刘得炯之后，朝邑人李元春又在其基础上对《关学编》予以较大的补续。道光庚寅年（1830），李元春在《桐阁重刻关学编序》中言：
《关学编》，冯少墟先生所辑，以章吾关学，即以振吾关学者也。先是，吾邑赵廷璧先生尝重刻之，而学师中卫刘先生得炯即以少墟补入，又入吾邑王仲复先生，意皆勤矣。然此编人皆知之，而后学犹未能尽见，予不敏，未能自振，顾恒欲人之胥振于正学，往与同志订《文庙备考》一书，邑中雷氏刻之，思此编亦不可不家置一册，因与及门共订，补入七人，续入二十人。既成，邮寄江西，质于同学漳州郡守霍子松轩。松轩以为此不可不公于人，而吾乡蒙君竟取付梓。【2】109
“先是吾邑赵廷璧先生尝重刻之，而学师中卫刘先生得炯即以少墟补入，又入吾邑王仲复先生，意皆勤矣。”由此可见，李元春所见到的《关学编》，当是刘得炯做了续编并和赵廷璧一起捐资出版的《关学编》。李元春看到：“然此编人皆知之，而后学犹未能尽见”，他“思此编亦不可不家置一册，因与及门共订，补入七人，续入二十人。”并经同学审定后，由付梓乡里。
同时，在此序中，李元春还说明了自己续补的理由和重点：
有止予者谓将有僭妄之讥，予不以为然。夫学为圣贤，人人事也。学之即不能为圣为贤，其可不以圣贤自勉乎？自勉于圣贤，即奈何不以圣贤为师乎？师圣贤又安能已于向慕之心不急，急颺前人之为圣为贤者乎？世之人惟自阻曰：“我岂为圣为贤之人？”人或又有阻者曰：“汝岂为圣为贤之人？”而亦因以自阻，斯世遂终无圣贤。况吾不能为圣为贤，岂敢谓人之不能为圣为贤？则又何嫌于以不能为圣贤之人望人之皆为圣贤也！止者又谓：“所补所续使学问行谊一毫不符，即恐有玷。”此论固然。然圣门弟子材不一，科品不一等，圣人有予有斥，有未及论列，而既以圣人为师承，其传者皆不可谓非圣人之学也。【2】109
有人提出，李元春续补《关学编》并付梓，恐“将有僭妄之讥”，李元春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夫学为圣贤，人人事也。”，而要“自勉于圣贤，即奈何不以圣贤为师乎？”续补《关学编》并予以出版，正是“望人之皆为圣贤也！”立足于此，李元春接着从冯从吾编撰《关学编》的凡例以及前人续补的缺憾上，阐述自己续补《关学编》的理由：
此编有待补续，少墟固自言之矣。赵氏之刻补少墟，并及仲复，诚当。而论者犹以未入家二曲为歉。予正为续二曲，遂广搜罗凡，所得皆取之史志。又数十年，博访乡论，确然见为正学者，夫何疑于入此编中？如游师雄受业横渠，载之宋史，学术几为事功掩，然事功孰不自学术来？此疑少墟所遗也。他若在少墟前者，或未及盖棺，或与少墟同时同学及诸门人，少墟所不能入，又刘学师所未暇采也。至与仲复同时，二曲且漏，宜其漏者尚多，是皆乌得不补不续？而后之宜续者又乌能已耶？【2】109
在《关学编》凡例中，冯从吾曾言：“国朝诸儒，特录其所知盖棺定论者，其所未知者，姑阙之以俟”。【2】4李元春从此推论，《关学编》“有待补续”，自是其中隐含之意。因此，赵刻本补入冯从吾、王建常，是理所当然的。但到如今，有人以其没有编入李二曲而引以为憾。李元春解释，他续《关学编》的目的，正是要将二曲续入《关学编》。进而，二曲既然应该续入，则“确然见为正学者”也应当补入。他举例说“如游师雄受业横渠，载之宋史，学术几为事功掩，然事功孰不自学术来？此疑少墟所遗也”，因此应当将宋游师雄补入。另外，还有一些在冯从吾之前但未及盖棺定论的，或者与冯从吾同时但冯不能编入、刘得炯遗漏又没有补入的，以及与二曲同时且同样没有续入者尚有很多，“是皆乌得不补不续？而后之宜续者又乌能已耶？” 而后，李元春说明自己和门人弟子在续补《关学编》过程中的具体分工：
编中二曲以前补续者，予所录辑也。二曲及王丰川传，令及门王生维戊为之者也。马相九系马生先登之先，与同学诸人皆年过二曲，老始延二曲为师，一时皆称夫子，其学可知，即令先登为之传。孙酉峰、王零川近已皆入乡贤祠，则令吾儿来南为之传。【2】110
此一段即说明，李元春对《关学编》的续补，并非成于其一人之手。完成李二曲之前所续补者，为李元春；完成李二曲和王心敬的传记者，为其门生王维戊；完成马相九传者，为马相九后人马先登；完成孙酉峰、王零川二人传记者，为李元春之子李来南。可见，李元春对《关学编》的续补，实际上是由其负总责，以众人之功成矣!
李元春言及其与弟子对《关学编》补续者，“补入七人，续入二十人。”然据今本，其所补者为：宋《景叔游先生》（游师雄），明《宜川刘先生》（刘玺）、以聘刘先生（刘儒）、《伯明刘先生（弟子諴附）》（刘子诚）；所续入者为：《仲好冯先生》（冯从吾）、《无知温先生（弟日知附）》（温予知）、《居白张先生》（张国祥）、《廉夫赵先生》（赵应震），《鸡山张先生》（张舜典）、《子宽盛先生》（盛以弘）、《季泰杨先生》（杨复亨），清《复斋王先生（关中俊、郭穉仲附》（王建常）、《茂麟王先生（刘氏濯翼附）》（王茂麟）、《文含王先生》（王宏度）、《士奇谭先生（龚氏廷擢附》（谭达蕴）、《而时王先生（弟宏嘉、宏撰附）》（王宏学）、《二曲李先生》（李颙）、《丰川王先生》（王心敬）、《含中张先生》（张秉直，目录未列，而文中有传）、《相九马先生（同学诸人附）》（马稢土）、《酉峰孙先生》（孙景烈）、《零川王先生》（王巡泰）。在卷末后补中，还有李元春所作《伯容刘先生》（刘鸣珂）一传。以立传人数言，补入4人，续入19人，与其《序》中所言不合，待考。
据前，王心敬卒于乾隆三年（1738），刘得炯《刻关学编序》撰于乾隆丙子年（1756），李元春《关学续编序》撰于道光庚寅年（1830），王心敬自然不得见刘得炯、李元春所补编刊行之《关学编》。而王心敬的《关学续编》已经将冯从吾入编，其续编中李二曲之后所附“同时诸子、及门诸子”中也有王建常的小传。然刘得炯在补续《关学编》时，仍以冯从吾、王建常入续编；李元春又补入二曲，且对王心敬之《关学编》续补不置一词，可见刘得炯、李元春二人，也没有看到王心敬对《关学编》的续和补。据此可以断定：冯从吾之后，《关学编》的续补，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早期的系统是王心敬—周元鼎；另一个则是刘得炯—李元春。两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从冯从吾到李二曲这第一段关学的发展做了续编，同时又根据对冯从吾《关学编》编写凡例、立意本心的不同理解，对冯从吾《关学编》做了补编。
四
清末光绪年间，在关学学人三原贺瑞麟(1824-1893，字角生，号复斋) 、长安柏景伟（1831-1891，字子俊，学名沣西先生）的共同努力下，以王心敬和李元春为代表的两个《关学编》续补系统不但得到延伸，而且走向融合。
首先，在贺瑞麟、柏景伟二人的共同努力下，贺瑞麟对李元春等七人做了传记，并纳入《关学编》再续编。贺瑞麟《关学续编序》说：
关学之编自冯少墟先生始。厥后王丰川有续，李桐阁有续。丰川、桐阁皆以关学自任，其编关学也，与少墟同一振兴关学之心，其人为不愧少墟之人，其书亦为不愧少墟之书。麟虽有志关学，而实于少墟、丰川、桐阁诸先生无能为役。惟常于学关学之人如刘伯容以下七人，久爱而慕之，口诵而手录之，置诸案头，私自取法，以为择善思齐之资而已，非敢云续关学也。然七人者，固关学之续也，柏君取而续之二续之后，将刻以公同志。其有意振兴关学，亦少墟、丰川、桐阁之用心也。刻既竣，聊职数语，以求正于真有能志关学者。贺瑞麟。【2】133
由此可见，李元春之后，对关学再续首先作出贡献的，是贺瑞麟。他完成了《伯容刘先生》、《逊功王先生》、《罗谷张先生》、《复斋史先生》、《桐阁李先生》、《冶亭郑先生》、《损斋杨先生》等七人的传记。而柏景伟将其所作七人传记，编入王续、李续之后，刊刻并付诸于公。
至于柏景伟之所以合刊《关学编》诸编的用意，贺瑞麟在光绪壬辰年（1892）所作《贺瑞麟识》中言：
吾友长安子俊柏先生，少喜谈兵，欲有为于天下，大类横渠，其强毅果敢，有足以担荷斯道风力，卒之志不得伸。近岁大宪延聘教授关中、味经各书院，三秦之士靡然从之。又倡议创立少墟专祠，盖思以少墟之学教人，并思以少墟所编诸人及续编诸人之学教人，谓非重刻诸编不可。【2】628
由上可见，柏景伟重刻《关学诸编》的目的，在于“以少墟之学教人，并思以少墟所编诸人及续编诸人之学教人”。而柏景伟，也正是把冯从吾看做关学发展之集大成者。光绪辛卯（1891）中秋，其在《柏景伟小识》概述关学之流传，曰：
自周公集三代学术，备于官师，见于七略，道学之统自关中始成康，而后世教陵夷遂。至春秋，大圣首出东鲁，微言所被关中为略，降及战国、秦，遂灭学。汉、唐诸儒训诂笺注，循流而昧其源，逐末而亡。其本自宋横渠张子出，与濂、洛鼎立，独尊礼教，王而农诸儒谓为尼山的传，可驾濂、洛而上。然道学初起，无所谓门户也，关中人士多及程子之门。宋既南渡，金溪兄弟与朱子并时而生，其说始合终离，而朱子之传特广。关中沦于金、元，许鲁斋衍朱子之绪，一时奉天、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明则段容思起于皋兰，吕泾野振于高陵，先后王平川、韩苑洛，其学又微别，而阳明崛起东南，渭南南元善传其说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越数十年，王学特盛。恭定立朝，与东林诸君子声气相应，而邹南皋、高景逸又其同志，故于天泉证道之语不稍假借，而极服膺‘致良知’三字，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则冯恭定公也。于是二曲、丰川超卓特立，而说近陆、王。桐阁博大刚毅，而确守程、朱。【1】68
此一番论述，不但追溯了关中道统的渊源，按照理学的标准将汉唐诸儒排除在外，而且认定关中理学“其本自宋横渠张子出”，演述了张子之后关学在朱学、王学的影响下的基本进程。最后，柏景伟认定：“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则冯恭定公也。”而后“二曲、丰川超卓特立，而说近陆、王。”，“桐阁博大刚毅，而确守程、朱。”，王心敬、李元春从不同角度对冯从吾之后《关学编》的续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清代关学内部“尊朱”和“崇王”两种倾向在关学传统史学建构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得益彰的特点。柏景伟对关学发展源流的基本认识，特别是他以冯从吾为关学之集大成者，“统程、朱、陆、王而一之”的观点，则是他主张以冯从吾《关学编》原编为本，将王、李两种不同文本删定合编的根据，也是他不赞同王心敬对《关学编》张载之前等人纳入补编而予以删除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主张：“今刊恭定所编关学，即继以二家之续，盖皆导源于恭定，而不能出其范围者也。”（《柏景伟小识》）从这一角度上而言，柏景伟所删定的《关学编》，正是清代关学朱、王流派趋向融合在关学自身史学构建意识上的体现。
在《柏景伟小识》中，柏景伟还比较系统阐述了他对朱学、王学的认识：
窃尝论之：同此性命，同此身心，同此伦常，同此家国天下，道未尝异，学何可异也？于词章禄利之中，决然有志圣贤之为，此其非贤即智。贤则有所为也，智则有所知也。为衣食之事，未有不知粟帛者也；知粟帛之美，未有不为衣食者也，故“理一分殊”之旨与“主静立人极”、“体认天理”之说，学者不以为异，而其所持未尝同也。然则“主静穷理”与“先立乎大”、“致良知”之说得其所以同，亦何害其为异也！明自神宗倦勤，公道不彰，朝议纷然，东林诸儒以清议持于下，讲肆林立，极丰而蔽。盖有目而无古今，胸无经史，侈谈性命者矣。纪纲渐坏，中原鼎沸，诸儒目经乱离，痛心疾首，遂谓明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心学，于是矫之以确守程、朱，矫之以博通经史，矫之以坚苦自立。承平既久，而汉学大炽，以训诂笺注之为加于格致诚正之上，不惟陆、王为禅，即程、朱亦逊其记。醜而博，亦何异蜀朔角立，而章蔡承其后也？【1】68
柏景伟的观点，即是认为王学与朱学不分门户，相互统一。而这一代表，正是冯从吾。所以他不仅“与同志重葺恭定祠”，更“以其左右为少墟书院，因刊恭定所编关学，而并及丰川、桐阁、复斋之续，凡以恭定之学为吾乡人期也。”他认为：“士必严于义利之辨，范之以礼而能不自欺，其心则张子所谓礼教，与圣门克己复礼、成周官礼未必不同条其贯。是即人皆可为尧、舜之实，而纷纭之说均可以息，亦何人不可以自勉哉！”在柏景伟看来，使人人能成尧舜而息纷争，这不仅“是恭定望人之苦心，亦刊恭定遗编者之苦心也。”
柏景伟对关学诸编的删定编次，已见前述。在完成以上关学编之合后，柏景伟即一病不起，而贺瑞麟与柏景伟为友，在其之后则对柏景伟合编之关学编做了修订。光绪壬辰（1892）年，贺瑞麟在《关学编》后《贺瑞麟识》中言：
惟君生平重事功，勤博览，其论学以不分门户为主，似乎程、朱、陆、王皆可一视，虑开攻诘之习，心良厚矣！夫学为己者也，攻诘不可也，然不辨门户且如失途之客，贸贸然莫知所之，率然望门投止，其于高大美富，将终不得其门而入矣，可乎哉？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道之不明，惧莫甚焉。学以孔、孟为门户者也，程、朱是孔、孟门户，陆、王非孔、孟门户，夫人而知之矣。先儒谓不当另辟门户，专守孔、孟如程、朱可也。孟子、夷惠不由而愿学孔子，岂孟子亦存门户见乎？余尝三四见君，知其意不可遽屈，硁硁之守，老亦弥笃，意与君益各勉学，或他日庶有合焉，而今已矣，不意君犹见信，辄以关学相托，复取私录诸人而亦刻焉。窃恨当时卒未获痛论极辨，徒抱此耿耿于无穷也，吾乌能已于怀哉！学术非一家私事，因序此编而并序余之有不尽心于君者。倘不以余言为谬，或于读是编也，亦不为无助云。【1】126
依贺瑞麟的观点，学者固然不可分门户，但也不可不辨门户，不辨门户，则求学如失途之客，“将终不得其门而入矣”。实际上，柏景伟虽然主张不分门户，但在《关学编》的资料取舍上，也是有所立场的，即他以冯从吾所定《关学编》凡例为标准，去除王心敬编中“非恭定所编例”的部分，但在对王、李二人的续编部分，则是以王所撰为本，凡李元春续编中与王心敬重复的传记，则删去李所撰，主之以王所撰。这体现了他侧重从冯从吾——李二曲——王心敬一系编撰《关学编》的特点。而贺瑞麟出于李元春门下，虽然尊重柏景伟，引为同道，但也不得不辨门户，所以他在第二卷重新补入柏景伟删去的刘得炯所做的《复斋王先生》（王建常）、《丰川王先生》（王心敬）、《相九马先生》（马相九）三篇，并分别加以按语。从柏景伟对《关学编》的删定合成到贺瑞麟的补订，实际上是关学学人对自身传统史学编纂意识深化的体现。
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贺瑞麟、柏景伟合订《关学编》的过程中，关学学人还展开了关于关中新学（西学）人物是否当编入的讨论。这主要见于柏景伟之后，关中著名学者刘古愚写的《关学编后序》，文中曰：
呜呼，此余友沣西柏子俊先生所刻《关学编》也！
关学之编始于冯恭定公，王丰川续之。又刻李桐阁、贺复斋所续于后，而先生没已期年矣。先生病急，口授余义例为序于前，俾余序其后，余复何言？然习先生性情行谊，莫余若而是书之刻，又多商榷；其所以刻，与资之所由来，及平日议论，及于是书者，不可无一言于后。先生性伉爽，学以不欺其心为主，嫉恶严人，有小过，不相假借，改之则坦然无间。其有善，识之不忘，逢人称述，士以此畏而爱之。喜岳武穆君臣之义，本于性生语，尝谓余曰：“此可括《西铭》之蕴。知父子无性而不知君臣，不能视万物为一体；求忠臣于孝子，义本于仁也。移孝作忠，本仁以为义也。忠孝一源，明新一贯，千古要述，皆充仁以为义，而非有他也。”故论学力除门户之见，而统之以忠孝。光绪丁亥，宪司延先生主讲关中书院。书院为恭定讲学地，先生又生于其乡，乃访恭定祠旧址，扩而新之，旁为少墟书院，以少墟之学迪其乡之士，廉访曾公怀清割俸，属刻是编，而恭定原本无恭定传，乃取丰川所续继之。后之与关学者又不得略焉，则不惟非恭定本，亦非丰川本矣。【2】629-630
刘古愚此篇序文不仅追述了他参与《关学编》编纂过程的情况，概括了柏景伟“性伉爽”的人格特点和“学以不欺其心为主”、“论学力除门户之见，而统之以忠孝”的学术倾向，而且对柏景伟所订《关学编》，提出其“不惟非恭定本，亦非丰川本”的观点。实际上，柏景伟、贺瑞麟所订之《关学编》也正是对前人关学文献进行别裁取舍，重新熔铸的成果，这也是陈俊民、徐兴海两位先生在其“点校说明”中提出“但未知各依合种版本重刻”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刘古愚还在这篇序文中提到王葵心是否应当入《关学编》的问题：
泾阳王葵心先生以身殉明，大节凛然，与西人天主之说泊三纲者截然不同，然事天之说正西人所藉口，乡曲之儒略迹，而识其真者几人。先生常欲去之，书出则仍在焉。其先生病，未暇亲检与？抑亦人果无愧忠孝，不妨宽以收之与？先生没，无可质证。然学卒归于忠孝，则亘古至今，未有能议其非者，而今之从事西学者，均能知有君父，则算术技巧非必无补于世也。【2】630
刘古愚序中所言泾阳王葵心先生，即是与徐光启被誉为“南徐北王”的著名科学家王徵。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了一子、支离叟，明西安府泾阳县人。王徵留心经世致用之学，致力于传授西方学术，著有《新制诸器图说》，并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一起编译《远西奇器图说》，为最早的陕籍天主教徒之一。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陷西安，王徵听闻李自成欲其出来做官，于是先自题墓石曰“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又书“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等字付其子永春，更引佩刀坐卧家中的天主堂准备自尽，声言欲“以颈血谢吾主”。后李自成的使者果至，王徵遂拔所佩高丽刀欲自杀，使者上前夺刀，拉扯间使者伤手出血，大怒，本欲执王徵以行，经永春哀求，使者乃系永春回见自成，王徵谓其子曰：“儿代我死，死孝；我矢自死，死忠。虽不能不痛惜儿，愿以忠孝死，甘如饴也！”遂从此绝粒不复食，凡七日，于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卒。刘古愚认为，王徵“以身殉明，大节凛然，与西人天主之说泊三纲者截然不同”，故质之以柏景伟。而柏景伟对此则“常欲去之”。然柏景伟去世以后，其《关学编》中仍存王徵传记。这到底是柏景伟因为病中没有时间检择而留下的呢，还是因为其认为王徵“无愧忠孝”而有意保留下来的？对此，因故人已去，刘古愚无法判定。但他认为：“学卒归于忠孝，则亘古至今，未有能议其非者，而今之从事西学者，均能知有君父，则算术技巧非必无补于世也。”，从此来看，他是赞同将王徵补入《关学编》的。柏景伟对王徵是否应该编入《关学编》的态度，为我们留下一个千古之谜，而刘古愚站在传统理学的立场上，接纳西学的宽容姿态，对《关学编》此后的续编，则更值得后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王美凤 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补记：
此文发表于《唐都学刊》，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