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学时代下关学概念的拓展与走向初论

魏冬

（西北大学  关学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提  要：刘古愚赞同将王徵纳入《关学编》，是对冯从吾以来关学史家立足于时代背景下关学实际对关学概念的创新性突破，体现了他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既尊重传统又试图创新的努力。这给人们在理学逐渐失去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之后，重新界定“关学”的时代内涵和继续述写关学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意义指向：即“后理学时代”下对关学的理解要突破“关学即关中理学”的传统认识，把在实践上认同孔孟之道，继承传统关学精神，特别是与张载学说、学脉、学风相通的学术都看作“关学”在现代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刘古愚；王徵；柏景伟；关学；理学

“关学有编，创自前代冯少墟先生。”^【1】61冯从吾创制《关学编》以来，关学就是“关中理学”的简择，只有关中理学学人，才有进入《关学编》的资格，这似乎是关学有史以来的传统。然而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随着西学逐渐传入中国，明末关中出现了最早信奉天主教的儒家学者——王徵。信奉天主、注重西学却以身殉明的王徵是否应该纳入《关学编》？对好友柏景伟留下的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刘古愚从其践行儒家忠孝观念的行实和其注重科技有补世教的意义出发，肯定了王徵在关学史上的地位。刘古愚赞同将王徵纳入《关学编》，表面上好像有悖于“关学”就是“关中理学”的传统，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确是对冯从吾以来关学史家立足于时代背景下关学实际对关学概念的创新性突破，体现了他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既尊重传统又试图创新的努力，也是关学随着自身发展不断调适内涵范围的走向的具体表现。刘古愚试图突破理学的学术范围，而从理学的内在精神方面拓展关学史视域的努力，无疑给人们在理学逐渐失去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后理学”时代，重新界定“关学”的时代内涵和继续述写关学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意义指向：即此后对关学的理解要突破关学即理学的传统学术形态，从实践的角度把握关学在新的时代下的精神内涵，注重关学超越时空的内在精神，是人们理解关学的关键点。

一、问题的提出

1892年，在好友柏景伟去世之后，刘古愚在《关学编后序》中，曾述及柏生前与他及贺瑞麟一起编撰《关学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对此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他说：

泾阳王葵心先生以身殉明，大节凛然，与西人天主之说汩三纲者截然不同。然事天之说正西人所藉口，乡曲之儒略迹，而识其真者几人？先生（柏景伟）常欲去之，书出则仍在焉。其先生病，未暇亲检与？抑亦人果无愧忠孝，不妨宽以收之与？先生没，无可质证。然学卒归于忠孝，则亘古至今，未有能议其非者。而今之从事西学者，均能知有君父，则算术技巧非必无补于世也。^[2]630

刘古愚此序中所言泾阳王葵心先生，即是明末与徐光启齐名、被誉为“南徐北王”的著名陕西科学家王徵。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了一子、支离叟，明西安府泾阳县人。在明代儒学史上，王徵是一个“奇人”，他出身于儒学家庭，早年深受其舅父张湛川影响，不事科举，却留心实学，有经世致用的志向。中年之后，他致力于传授西方学术，著有《新制诸器图说》，并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一起编译《远西奇器图说》。万历四十三年（1615），王徵在京结识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沃（Diego Pantoja,15871—1618），对其非常敬佩，遂于是年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为最早的陕籍天主教徒之一。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陷西安，王徵听闻李自成欲其出来做官，于是先自题墓石曰“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又书“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等字付其子永春，更引佩刀坐卧家中天主堂，声言欲“以颈血谢吾主”，准备自尽。后李自成使者至，王徵遂拔刀自杀，使者上前夺刀，拉扯间使者伤手出血，大怒，欲执王徵以行，经永春哀求，使者乃系永春回见自成。王徵谓其子曰：“儿代我死，死孝；我矢自死，死忠。虽不能不痛惜儿，愿以忠孝死，甘如饴也！”遂绝粒不复食，凡七日，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四日卒。

从上可以看出：王徵并不是纯粹的理学先生或道学家，他所接受和信仰的是西方的天主教学说。但在生死大节上，王徵却又有儒家传统士人的气概和节义，此正其所自白“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也！按照关学史的最早编纂者冯从吾的观点，“关学”乃是“关中理学”的简择，而《关学编》的续补，自然要求入编的关中人物所遵循的是“孔孟之道”、所信奉的是“性理之学”，而非佛教或道教，更不是西方的天主教了。因此，刘古愚的好友、主持整理编撰《关学编》及其续编的柏景伟先生，在与贺瑞麟、刘古愚整合编订冯从吾所撰《关学编》及王心敬、李元春等人所作续补的时候，对王徵是否应该入编就持迟疑的态度，乃至“常欲去之”，将王徵排除在关学范围之外。然而在柏景伟离世之后，刘古愚看到他们所共同编订的《关学编》时，王徵仍在其中。这到底是柏景伟因为病中没有时间检择而留下的呢，还是因为其认为王徵“无愧忠孝”而有意保留下来的？由于柏景伟已经去世，其真实的想法无从质证，所以这也就成为好友柏景伟留给刘古愚一个永远无法判定的遗留问题。然而按照刘古愚的看法，王徵“以身殉明，大节凛然”，“学卒归于忠孝”，“与西人天主之说汩三纲者截然不同”，这不但与柏景伟“论学力除门户之见，而卒统之以忠孝”的观点相合，而且王徵从事“西学”的特点和这种节义精神结合，还能启发当今士人知道“而今之从事西学者，均能知有君父，则算术技巧非必无补于世也”。所以，刘古愚代替友人对王徵是否能够进入《关学编》作了肯定的回答。

柏景伟对王徵是否应该编入《关学编》的态度如何，因其仓促离世书稿未竟，给刘古愚和我们都留下一个难以质证的千古之谜，但刘古愚基于对柏景伟学术宗旨的准确把握和对科学技术有补于世的强烈信念，将王徵判定为“学卒归于忠孝”的关学人物，这无疑给后人重新界定关学概念、继续续补关学史留下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思考指向：如果信奉天主教的王徵都可以纳入《关学编》的话，那是不是在今后的关学史编撰中，信奉佛教、道教等其他信仰的人都可以纳入关学？尤其是在理学已经不是主流学术形态之后时代下的关中人物，如刘古愚先生本人及其弟子于右任、张继鸾等接受“西学”“新学”甚至有党派信仰、宗教信仰的人物，是否也应该纳入“关学”之中去考虑？按照刘古愚的逻辑，虽然他们都不是理学家，但他们如果在行为上具有类似王徵的特点，都是可以纳入的。但如果这样，是否与关学本身属于“关中理学”的传统相悖？如果不可以，在刘古愚之后，作为主流学术形态的理学已经终结了，当然关中此后也就不存在什么理学了，作为“关中理学”的“关学”，也应该中绝了。如果是这样，那关学精神的现代继承和弘扬又从何说起？这一系列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在理学作为主流学术形态已经终结的时代下,继续述写关学历史、弘扬关学精神？鉴于此类问题对当前关学研究的重要性，本文试从关学自身发展及其历史撰述中的基本特征入手，对后理学时代——清末民国以来理学退出了意识形态的主流之后——的关学到底该如何界定等问题做出新的探讨。

二、传统的内涵

如上所述，刘古愚、柏景伟等人对王徵是否能进入关学的抉择，实际上基于“关学”这一词的基本概念。按照现代人直接的理解，“关学”的字面意思就是“关中之学”“关中学术”“关中文化”，好像与关中相关的一切历史文化传统都可以纳入其中。但从“关学”这一词被广泛使用的历史传统来看并非如此。在关学史上，“关学”这一词最早在南宋时期由安徽人吕本中提出，但直到明万历年间，冯从吾才在他的著作《关学编》里第一次用了“关学”这个词作为书名中的关键词，并用“关学”这个词来作为他这部史书中基本对象的概称。这是关中人第一次启用“关学”这个词。因为冯从吾的《关学编》是第一部为关学做史的著作，所以“关学”真正作为关中特定文化的一种标识，是从冯从吾开始的。

冯从吾的《关学编》分为序言、凡例、首编、正编四个部分。正编是《关学编》的主体。在正编部分，冯从吾以张载为开端，按照宋、金、元、明四个朝代的顺序，为关中33位理学家立传。所以从一开始，《关学编》就不是为关中文化立传，而是为关中理学人物作传。冯从吾在序言中也明确说，他“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的目的，就是“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可见，他提出的“关学”，其基本内涵就是“关中理学”。在冯从吾之后，他所确定的“关学”就是“关中理学”这个基本理念不仅为关中理学家所延续和接受，也为关外的学术史家认同。例如，无论是清代关中的理学家王心敬、李元春接着为《关学编》作续补，以及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对此前《关学编》及其续补文献的再次整理，还是关中之外浙江的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编撰《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四川的张骥编纂《关学宗传》，也都是在“关中理学”这个意义上用“关学”的。所以关学的基本内涵，不是别的，而是指“关中理学”。

冯从吾在《关学编·凡例》明确提出：“是编专为理学辑，故历代名臣不敢泛入”，^[3]4他的朋友张舜典在《关学编后序》中也说，冯从吾的关学编是“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4]57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关中人，但只要不是理学家，就不能属于关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不能把王徵纳入关学的阵营之中。但问题是：随着学术的演进，个人在学术的选择上往往具有复杂性，王徵虽然选择了天主教作为其信仰，但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并没有忘掉儒家的三纲，他选择以死殉节的方式表达对明朝的孝忠。那么像王徵这样的人，能纳入理学家吗？

最早将王徵列入关学史范围的是清初鄠县的王心敬。按照刘古愚的记载，柏景伟生前对王徵是“常欲去之”，可见他当时对王徵入编是颇有不赞同的态度的。但刘古愚则肯定了王徵在关学中的地位。这表明刘古愚对关学的理解，已经和柏景伟存在分歧。进一步说，按照柏景伟当时的观点和逻辑推论之，不仅王徵不能进入关学，即使此后具有西学倾向的刘古愚及其以后的具有西学、新学倾向的关中学人，似乎都不能纳入关学的范围。也就是说，关学的学理范围，应该严格以遵循理学为标准。在刘古愚之后，除了还保持理学传统的白遇到道、牛兆濂之外，关学已经基本上终结了。但按照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此后虽然接受新学或西学，但在传统人格上仍保持和继承理学精神的人物，固然不能算作关学传人，如此，关学断绝之后的继承和发扬又如何谈起？反过来，刘古愚赞同将王徵纳入关学的主张，则为关学史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如何理解刘古愚的这种观点呢？

我们认为，关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随着时代变迁的特点。实际上，冯从吾对关学为关中理学的界定，也是结合时代特点对关学原有内涵的创造发展。如前所述，“关学”这一次的最早提出者，是南宋时期的吕本中，他用关学这一词来代指张载为代表的学说在关中的兴起。这是关学这一词最早出现时的基本内涵。但在张载殁后，张载门下最出名的弟子如蓝田三吕、三水范育、武功苏昞等人，都转入二程的门下，关学作为张载学派已经不复存在；随着金兵南下关中沦陷，张载门下的弟子也逐渐老去，此后出现了关中百年无理学的情况。直到金源之末、蒙元兴起，关中才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理学代表人物，而这一批理学代表人物的特点是以朱子学为主流。入明之后，关学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先后出现了段坚、王承裕、马理、吕柟、韩邦奇等源出朱子学的理学名家，同时又有张杰、南大吉为代表的心学在关中传播。尤其是南大吉，代表着阳明学传入关中。因此，自金元而入明，关学的学术形态并不表现为对张载之学的直接继承，而是呈现出朱子学、阳明学以及濂洛之学等多种理学多元发展的局面。对于这种实际情况，冯从吾的《关学编》并没有受传统观点的影响将关学局限于张载学派，而是将关学理解为包括张载学派、濂洛之学、朱子之学、阳明之学在内的整体理学。这无疑是冯从吾结合实际对关学概念的拓展和创新。此后王心敬、李元春诸人续补关学，也都有为关学续史的意义在里边。

“关学”概念必须随着历史发展的实际有所创新和拓展，否则就会造成关学历史的中绝和断流，这是关学精神在历史传承中的必然要求。而王徵的出现，说明到明末时期，关学在其注重礼教和注重实学的精神导引下，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藩篱，开始将西学纳入传统的理学中去消解和诠释。王徵的出现，代表着理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这个动向，到刘古愚的时代就更加的突出和紧迫了。而刘古愚将王徵纳入关学，这不仅适合他对理学基本精神的把握，而且也说明了他顺应时代把握住了关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动向，因此也是符合冯从吾之所以重新界定关学并为关学作编的史意的。刘古愚将王徵纳入关学，代表着关学自身不断调试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时代精神，因此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现实需要和未来走向的。

三、时代的展望

现在再回到刘古愚的主张。如果我们也赞同王徵是关学阵营中的一员，也认同王徵是关学精神在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代表，那在理学逐渐退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接受和信仰理学之外的关中人士，比如民国时期接受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信奉道教、佛教的关中人士，是否都可以作为关学的代表人物？再比如现在的共产党人，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关学的现代继承者和弘扬者？现在的关学研究者，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关学传人而构成关学史上新的一环？如果理学后的所有有影响的关中人物都能作为关学人物，那这个关学的范围也就太大了，原本意义上的“关学”，就失去了其本有的内涵，而仅仅成为关中地域文化的代称了，历史上从张载以来一脉相承的关学精神，也会湮没在各种多元文化之中，失去了其在现代社会应有的文化标识和引领作用。

在此，我们还要回到刘古愚将王徵纳入关学的主张上来。如上，刘古愚之所以将王徵作为关学代表人物，并不是没有标准的，并不是因为王徵是关中人而且有影响，而是在于他认为王徵“以身殉明”的精神代表了儒家理学所主张的大节大义，代表了儒家精神中“全忠全孝”的人格。进而，他认为王徵对西学的偏好并不意味着他对传统理学的背叛或者决裂，而恰恰是其“事天”的特点与传统儒家理学的精神紧密相合，是与孟子“存心养性事天，知性知天”的主张，以及张载对宇宙诠释的精神和伦理指向一致的。进一步说，王徵对自然科学的偏好，也是张载以来关学注重自然科学的传统的再现和继承。因此，王徵具有对孔孟之道和张载之学“创造性传承”的特点，这是符合儒学精神和关学传统的。所以刘古愚将王徵纳入关学并非无标准，而是建立在他对儒学精神和关学传统的理性理解的基础之上。

刘古愚将王徵纳入《关学编》的主张，说明了关学史的编撰应该具有时代眼光、求实精神和开放心态。比如刘古愚认为，不仅朱子、阳明学不存在根本的不同，就是中国传统的各种学说，实际上都可以作为孔子之道的体现，而佛教、基督教也是儒家的“方外之友”，^[5]-122表明刘古愚对不同学术、宗教是有开放接受的胸襟的。但他对关学的理解也不是无原则的宽泛，也是有其标准的。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在人格行为上必须表现为对孔孟之道的继承。他对孔孟之道精神的把握，一个是守身之学，一个是经世之学。这实际上也是对张载所奠定的关学两大精神——“以礼为教”和“崇尚实践”的传统的时代诠释。因此，刘古愚认为一个人能否进入关学的标准，从远的方面上说就看其是否继承孔孟之道，而从近的角度而言，就看其是否继承了关学的基本精神。

因此，对后理学时代关学史的编纂和对后理学时代关学内涵的理解，应该紧紧把握住这两点，这也是我们从刘古愚身上得到的启示。近年来，刘学智教授提出关学的多重内涵，但更为强调的是关学“与张载学说、学风、学脉相通”这一点。我们认为，刘学智教授对关学的界定，是符合关学发展的时代要求的。对关学的理解，我们应该有历史的眼光，也要有时代的视野。即我们一方面要尊重传统，肯定在理学时代，关学的主要表现就是理学形态；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在后理学时代，要突破传统关学以理学为基本形态的局限，把关学理解成新的时代背景下能继承和弘扬张载所奠定的学风和学脉的一切学术。即：只要与张载之学精神相通的，都可以认为是关学在不同领域的代表。只有如此，在后理学时代关学精神的继承弘扬和关学史的述写，才能得到展开。

参考文献：

[1]王心敬.关学编序[M]//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2]刘古愚.关学编后序[M]//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3]冯从吾.关学编凡例[M]//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4]张舜典.关学编后序[M]//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5]刘古愚.与门人王伯明论朱陆异同书[M]//烟霞草堂文集：卷五.吴占江.刘光蕡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介绍:

魏冬（1977—）,男，陕西合阳人,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张载关学研究、儒释道与藏汉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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