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關學精神,彰顯文化自信
发布时间:2018-11-08   浏览次数:667


——關學精神關學文庫的當代意義

 

 

編者按

 

“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習總書記關於建立“四個自信”的重要思想,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關學是陝西歷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重要學派,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關學文庫》是陝西省委、省政府貫徹落實習總書記指示精神,率先在建立文化自信上有所作為的重要舉措,也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文化精品工程。《關學文庫》的出版,對於汲取歷史智慧,彰顯中國學術的主體性,促進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是我國第一部對歷代關學文獻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的大型叢書它以繼承弘揚創新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創新性為特點其出版在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陝西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劉學智教授西北大學原校長方光華教授為該叢書總主編20151115陝西省參事室文史館西北大學出版社在北京舉行了關學文庫首發式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為大會發來賀信著名歷史學家張豈之教授在大會上做了主旨演講編委會副主任趙潔教授組委會副主任徐先生在大會上做了主題發會議邀請著名學者張立文陳鼓應葛榮晉陳祖武陳來楊國榮李存山林安梧舒大剛廖可斌林樂昌王美鳳等學者參會學者們就關學關學精神張載及關學的思想特徵關學的歷史地位和學術貢獻以及關學文庫》的編纂價值、學術價值和出版意義發表了許多精闢的意見和看法。《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發表的由徐曄、楊建輝錄音整理的《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一文、《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一文和《唐都學刊》2016年第3期刊登的《弘揚關學精神,廣大傳統文化》一文,對本次與會者的發言先後做了選登。為進一步推進關學傳播,促進社會對《關學文庫》的整體瞭解和認知,本刊在征得《關學文庫》主編劉學智教授、《關學文庫》出版方西北大學出版社社長馬來先生同意的前提下,將以上三文所選登與會者的發言再次予以重新整理編輯讀者

 

闡舊邦以輔新命

 

趙正永(中共陝西省委書記、《關學文庫》組委會主任)

 

值此《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在北京隆重舉行之際,我謹代表中共陝西省委,向會議召開表示熱烈祝賀!向與會專家學者表示誠摯歡迎!向參與文庫組織工作和編輯出版的全體同志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北宋著名思想家張載創立的關學,是傳統儒學轉型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陝西歷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重要學派。關學上承孔孟之志,融合佛老之學,其所蘊含的尊禮貴德、經世致用、開放包容、崇尚氣節的文化傳統,不僅對陝西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關學文庫》作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是我國第一部對歷代關學基本文獻進行系統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也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化精品工程。該文庫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完整瞭解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鮮明特色和理論貢獻,更有益於鑒古知今,面向未來,進一步傳承、弘揚和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2 月來陝視察時指出:“建立‘三個自信’,還要加上‘文化自信’,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要有自信。”這次會議以“弘揚關學精神,彰顯文化自信”為主題,既是我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的具體舉措,也是挖掘陝西文化資源、留住中華文化根脈的一次全新開篇。希望學術界和廣大文化工作者以此為契機,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關學精神,努力在增強文化自信上有所作為,為建設富裕陝西、和諧陝西、美麗陝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江澤林(國務院副秘書長)

 

《關學文庫》的編輯出版,是陝西省委、省政府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示精神的重大成果,是一座前無古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精神豐碑。下面,我就深化關學研究提三點建議。

第一,要把關學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的大視野中加以系統研究。我認為,關學精神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可貴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二是偉大的民本人文情懷。關學強調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其所說聚之為物,散之為氣,講的就是存在以及存在的方式。民本思想源於西周,要研究張載的民本思想對西周民本思想的傳承與創新,把關學放在中國儒學史的整體格局中進行研究,陝西有這個優勢。

第二,要把關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聯繫起來。張載把氣作為世界的本原,進行了系統的論述,這與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相通的。同時,馬克思非常關注人類發展的未來,這與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擔當也有一致性。

第三,要培養一代關學新人。希望大家充分利用《關學文庫》已取得的重要學術成果,在老先生的帶領下,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研究班子,培養一代又一代的關學新人。只有這樣,關學研究事業才可以興旺發達,關學精神才能不斷發揚光大。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閻曉宏(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關學文庫》的編輯出版,就是體現了總書記的講話要求,體現了幾千年三秦文化精髓的扛鼎之作。

一是從學術上講,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重大的貢獻,其對北宋以來儒釋道的融合以及理學的形成,有重要的承前啟後的作用。張載太虛即氣的宇宙論哲學、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應該說都是對中國哲學的突出貢獻。

二是從政治上講,關學學派非常有抱負,講氣節,重實行。“橫渠四句”大家耳熟能詳,它的確和共產黨的追求,特別是和十八大以來黨的執政目標高度契合。另外,張載講仁愛,從墨子的兼愛,發展到他“民胞物與”的人類之愛,這些思想對當前的倫理道德建設還是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的。

三是一部書的社會意義和影響,還在於要發行好。要讓更多的人瞭解關學學派,就需要出版更多的通俗而又生動的大眾讀物。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何東平(《光明日報》總編輯)

 

我很高興與各位學術界、媒體界的朋友一起見證《關學文庫》的正式出版發行。關學是陝西歷史文化的精華,由北宋著名思想家張載創立,是具有鮮明地域特點和全國性影響的重要學派,對於傳統儒學的轉型發展和整個理學體系的形成與建構起到過重要作用。《關學文庫》不僅是陝西省文化建設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中華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成果。其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開拓性以及總體設計的合理性,使這套叢書站到了目前關學學術乃至宋明理學研究的前沿。文庫的出版,對於賡續歷史文明,弘揚民族文化,融合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實現中國現代化轉型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和參考價值。

古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僅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更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這次會議以“弘揚關學精神,彰顯文化自信”為主題,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國學的生命力在於思想,關學宗師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我認為就是關學精神的核心。“四為”在空間上來說也是四維,一曰天地之維,二曰生民之維,三曰往後看的往聖之維,四曰往前看的萬世之維,具有恢宏博大的氣象,其影響直至當代中國,為激勵國人樹立志向、提升境界、塑造人格、開闊胸懷產生了積極作用。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鄭欣淼(文化部原副部長、故宮研究院院長)

 

《關學文庫》煌煌47 冊,歷經8 載問世,它不只是一個難度很大的文獻整理項目,也是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是重大的文化建設工程。這套文庫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是由張載的地位、關學的影響所決定的,也是對編著者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達到的水準的充分肯定。作為一個陝西人,我對這套書還有一些特殊的感情。記得多年前,我曾向當時陝西省委的主要負責同志建議,應重視挖掘陝西歷史文化資源,有計劃地全面整理出版陝西的古籍文獻,其中有些帶有搶救性質,我舉了兩個例子,哲學方面,舉了張載與關學,文學方面,舉了明代前七子之一的康海。現在《關學文庫》出來了,我由衷的高興,這無疑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關學文庫》的出版,有助於全面研究、認識關學的價值與意義。張載創立的關學,雖是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但其影響絕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廣泛的。我在想,關學與產生它的陝西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關學產生于宋代的陝西,宋之前的陝西,有著久遠而深厚的周秦漢唐歷史文化的積澱。長安長期作為國都,作為政治、文化中心,形成了陝西地域文化的一些特點,影響到陝西人長期以來有著強烈的社稷觀念、家國情懷、氣節精神,為了國家、為了大局、為了理想,貢獻一切乃至不惜犧牲自己。西漢的三個陝西人,韓城的司馬遷(子長)、城固的張騫(子文)、杜陵的蘇武(子卿),就是這種文化性格的典型。張載推崇君子理想人格的思想,應與陝西的這個文化積澱、文化環境有關。

關學精神影響深遠,一千多年來對陝西文化、陝西人文化性格起了積極的作用。最近有一本反映清末名臣王鼎的書——《國之大臣》問世,引起很大反響。王鼎是蒲城人。毫不顧惜個人安危、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楊虎城將軍,也是光風霽月,永垂史冊。這些都是陝西文化中優秀的部分,是陝西人文化性格中閃光的東西,都與關學的浸潤有關。現在《關學文庫》出版了,在關學的研究、弘揚、宣傳上,陝西有理由做得更好。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陳國強(陝西省人民政府秘書長、《關學文庫》組委會副主任)

 

關學是中國儒學史上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學派,奠定了從北宋到清末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基本意識形態。關學既有究極天人的造道之學,又有慷慨激切的治世之術,特別是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被古今眾多仁人志士奉為座右銘。所以,研究關學思想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獨特創造、價值理念,傳承和創造性發展關學思想,是一項有重大影響的文化工程,對弘揚國學、塑造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秦中自古帝王州。陝西關中歷史傳統悠久、文化積澱深厚。《關學文庫》的出版更是讓大家瞭解到,陝西在氣勢恢宏、雄渾壯闊的周秦漢唐時期,譜寫了中華文明史燦爛輝煌的上半部,而且在推陳出新、深邃超邁的宋元明清時期,賡續了中華文明史精彩的下半部。作為陝西地域文化最具影響力的學派,關學對陝西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2012 年,我省把陝西精神的內涵概括為“愛國守信、勤勞質樸、寬厚包容、尚德重禮、務實進取”五個方面,都與關學有著密切的關係,遴選出能夠體現和詮釋陝西精神的古今149 位代表人物,關學學者就達10 位之多。我真誠地希望廣大理論和文化工作者積極投身關學研究和傳播事業,將弘揚關學精神與增強文化自信結合起來,與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與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文化交流結合起來,為加快建設“三個陝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歷史借鑒、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00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尊德性而道問學

 

張豈之(西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西北大學名譽校長,《關學文庫》編委會主任)

 

  關學文獻整理與相關研究不僅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也是體現陝西思想文化承傳與創新的重要舉措。

第一,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不同地域文化間的相互交流、會通,形成了中華民族“相反而相成”的思想文化局面。要認識和傳播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需要研究他們的區域特點,以及會通並形成了絢麗多彩的“百家之學”的途徑和方式等。中華傳統文化由分到合,由異到同,反映了連綿不斷、生生不息的特色。關學如同其他學術形態一樣,也是一個源遠流長、不斷推陳出新的形態。關學沒有中斷過,它不斷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融合。宋元明清時期,關學的學術基本是朱子學、陽明學的傳入與張載關學的融會過程。因此,由宋至清的關學,實際是關中理學的代稱,它是一個動態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概念。

第二,關學的基本精神。一是學風篤實,注重踐履。黃宗羲指出:“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明儒學案·師說》)躬行禮教,學風朴質是關學的顯著特徵。受張載的影響,其弟子藍田“三呂”也“務為實踐之學,取古禮,繹成義,陳其數,而力行之”(《宋元學案·呂范諸儒學案》)。明代呂柟其行亦“一準之以禮”(《關學編》)。即使清代的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依然守禮不輟。二是崇尚氣節,敦善厚行。關學學者大都注意砥礪操行,敦厚士風,具有不阿權貴、不苟於世的特點。張載曾兩次被薦入京,但當發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毅然辭官,回歸鄉里,教授弟子。明代楊爵、呂柟、馮從吾等均敢於仗義執言,即使觸犯龍顏,被判入獄,依舊不改初衷,體現了大義凜然的獨立人格和卓異的精神風貌。清代關學大儒李二曲,在皇權面前錚錚鐵骨,志操高潔。這些關學學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體現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三是求真求實,開放會通。關學學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張載及後世關學學者韓邦奇、王徵等都善於吸收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不斷充實豐富自己的儒學理論。關學學者堅持傳統,但並不拘泥傳統,能夠因時而化,不斷地融合會通學術思想,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由張載到馮從吾、李二曲等,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精神得到不斷承傳和弘揚。

《關學文庫》的出版,是關學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上的盛舉,凝聚著眾多老中青三代學人的智慧和心血,為推進關中思想文化研究、培養學術後備力量、突出陝西區域文化特色作出了貢獻。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兩宋的理學一開始是以地域文化的面貌出現的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二程的洛學並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等人纂修元史將宋代理學稱為濂、四大學派它們各有特色清初黃宗等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強調不同地域文化的特點認為如果把它們看成一個樣子以水濟水”,那就不是學問

    中華傳統文化由分到合由異到同反映了連綿不斷生生不息的特色研究地域文化是必需的百花中的一花——“關學自然也不可或缺

    對於關學的文獻整理與相關研究不僅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也是體現陝西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舉措。《關學文庫的編纂和出版就是這一舉措的具體體現但是關學文庫的編纂有一定的難度1984侯外廬邱漢生先生和我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上卷出版關於關學”,我們是下了功夫去寫的其中有這樣的話張載的思想在關中地區影響很大從學者甚眾一時門生雲集頗有聲勢以他為中心形成了理學史上最大的四個學派之一——關學學派”(92至於關學學派在元清時期是否有所傳承在書中缺乏論述我記得這個問題在寫書時曾經提出終因找資料困難而暫擱

事實上關學文獻遺存豐富但是長期以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涇野先生五經說》《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被收入四庫全書之外大量的著作仍以線裝書或抄本的形式散存於陝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或民間其中有的已成孤本或殘本即使晚近的劉古愚牛兆等人的著述其流傳也稀世罕見民國時期曾有宋聯奎主持編纂過關中叢書但該書所收書籍涉及關中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內容駁雜基本上不能算作關學學術視野的文獻整理

關學文庫沒有上馬前當代學者也已開展了關學的文獻整理和相關的研究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將張載集》《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關學編附續編》《涇野子內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學叢書出版陳俊民所著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也已對關學的學術源流及其思想作了系統的梳理方光華、劉學智教授等以及一批青年學子在研究關學思想內涵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可供參考的成果。這些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對於推動關學研究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關學文庫》的編纂和出版做了應有的準備。

在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館)和西北大學出版社的精心策劃和鼎力支持下,在省內外多位學者和出版社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經過近5年的艱苦工作,《關學文庫》終於出版問世,這是值得慶賀的一件事,也是陝西省一項重大的文化建設工程。

在《關學文庫》的編纂過程中,曾經遇到過不少的困難。除了要克服文獻搜集的困難之外,我們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才能使《關學文庫》在文獻整理這項專門學問上站住腳。最後,經過學者們的精心研究和努力,加上許多文獻整理專家的悉心指導、認真審稿,再經過作者們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我們認為《關學文庫》可以面世了。

現在出版的《關學文庫》由兩部分組成,共40種,47冊,2300余萬字。一類是文獻整理類,即對關學史的重要文獻進行搜集和整理(標點、校勘),其中涉及關學學者29人,編訂文獻26部。還有一類,就是關於關學思想的研究。這一類中的《關學精神論》《張載思想研究》《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對張載思想特質、關學宗旨、關學精神和關學發展脈絡都有較為系統而深入的闡述。《關學文庫》的出版,是關學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上的盛舉,凝聚著眾多老中青三代學人的智慧和心血,為推進關中思想文化研究、培養學術後備力量、突出陝西區域文化特色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為表示對相關領導和專家學者的感謝,這裡我獻上絕句一首:“百折千回鳴脆響,/橫渠活水泛新光。/太平日裡讀關學,/四句教中覓續章”。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原標題為《“關學文獻”與<關學文庫>的編纂價值》)

 

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

 

《關學文庫》的出版,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關學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多樣性與統一性、地域性與一致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三大特點。關學作為地域文化具有普遍意義。中華文化就是由諸多地域的文化構成的,關學在理學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張載奠定了理學的基礎,也開了當時的新學風、新思想、新觀點。張載是繼往開來的,他提出了理學的宗旨和方向,其思想是指導理學家的綱領,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價值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關學具有不朽的精神。第一點是“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張載繼承《周易》的思想,其深沉厚重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擔當,具有普遍的現代價值。在當今世界危機多發、局部動亂、恐怖事件不斷的情況下,張載這一思想更具有現實意義。第二點是“為生民立命”的精神。張載主張經世致用,強調“民胞物與”,具有偉大的民本情懷。北宋中期土地兼併加劇,農民喪失土地還要照樣納稅,苦不堪言。為解決農民的疾苦,張載主張實行井田制,改革賦稅,把土地收回國有,然後分配給農民,以限制大地主大官僚土地兼併的特權,力圖以此解決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第三點是“為往聖繼絕學”的精神。橫渠之學上承孔孟,融合釋老,是傳統儒學轉型發展的重大成果。第四點是以天下為一家的精神。張載具有海納百川的寬闊胸懷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思想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點,為推動不同學派的融和會通樹立了典範。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陳祖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歷史研究所所長):

 

《關學文庫》是“十二五”規劃期間國家的重點圖書出版專案,份量厚重,影響深遠,劉學智、方光華二位教授率領陝西省內外專家組成的學術團隊,經過5年的艱苦努力,出色地完成了繁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任務,承西北大學出版社精心編輯、精心印製、精心出版,才有了這樣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精品問世。

《關學文庫》上起北宋中關學開派宗師張載及其高第“藍田三呂”,中經明清間呂柟、馮從吾、李顒諸大儒承前啟後,下迄清末民初劉光蕡、牛兆濂諸關學後勁,系統完整,渾然一體。800年間關學中人的代表著述,原原本本,薈萃一堂。源遠流長的關學傳統,一脈相承,後先輝映。全書寓創新于繼承之中,不惟有《張子全書》一類功力深厚的基本文獻精心整理,而且推出了當代學者的11部專題研究論著。其間,既有《關學史文獻輯校》《關學學術編年》等用力甚勤的文獻佳構,又有極具開拓價值的《關學思想史》和《張載思想研究》等等力作。2300余萬言的《關學文庫》,將文獻整理與專題研究合為一體,對關學史進行了一次深入系統的成功總結。在中國學術史上,歷史的經驗業已證明,每一次學術文獻的成功總結和整理,都必然會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毋庸置疑,《關學文庫》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必將成為深化關學研究的新起點。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作出這樣一個樂觀的估計,在未來510年間,陝西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界,一定會出現一批以《關學文庫》為依據的優秀研究成果。

《關學文庫》是在張豈之先生和眾多陝西老一輩專家的精心指導和關心指導下,同心協力、攻堅克難的勝利成果。張先生為全書寫了一份十分精彩的總序,這篇總序講了什麼叫關學,《關學文庫》是一部什麼樣的書,為什麼要花如此大的力氣去編纂這樣一部書,它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在哪裡,等等,拜讀之後,深得教益。我以為張先生的總序有一個畫龍點睛之筆,那就是“關學精神的弘揚”。關於這一點,張先生講得很清楚:“關學典籍的收集與整理,是關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整理的嚴重滯後,直接影響到關學研究的深入和關學精神的弘揚,影響到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掘”。何謂關學精神?趙馥潔先生多年潛心于此一課題研究,最有心得,令人佩服。趙先生所著《關學精神論》,正是《關學文庫》學術研究論著的第一部書。此外,劉學智先生精心結撰的《關學思想史》,林樂昌先生、方光華先生對張載思想的深入研究,皆于關學精神有過精闢闡釋。我完全贊成幾位先生的意見,尤其佩服學智先生系統、周密的文獻梳理,以及憑以展開的理論歸納。

宋明以降,在中國學術史上,關學的開派宗師張橫渠先生,不僅以其不朽的著作《西銘》《正蒙》而名垂史冊,而且為他所首倡的四句話,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天平”,自明萬曆間馮從吾著《關學編》加以表彰,不脛而走,遠播四方。直到21世紀的今天,幾乎家喻戶曉,已經深深融入中國民族的精神血脈,成為我們民族歷久彌新的文化基因。關於這四句話,晚近馮友蘭先生講中國哲學史,稱之為“橫渠四句”。此次編纂《關學文庫》,學智先生通過歷史文獻的梳理,主張改作“橫渠四為”,很有道理,建議日後就按學智先生的主張講。“橫渠四為”的第一句,講的是“為天地立心”。心者身之本也,人而無心,無異行屍走肉。擴而大之,引伸開去,所謂“為天地立心”,乃是為國家和民族確立根本。這個根本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要確立和堅守共同的文化信仰,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第二句講“為生民立命”。命者道也,所謂道,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全體國民共同的價值追求,是每個同胞都要去確立和堅守的精神目標。第三句講“為往聖繼絕學”。這句話本有特定的接受物件,要求每一個學人去身體力行,明確自身的學術使命。逾越歷史的局限,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這句話講的就是要弘揚和堅守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最後一句“為萬世開天平”,也就是要為子孫萬代謀福祉,講的是中華民族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確立和堅守社會責任。

“橫渠四為”是張載思想的精髓,也是關學精神的精髓。《關學文庫》的問世,在關隴大地樹立起一座不朽的歷史豐碑。參加文庫編纂、出版的專家,用創造性的辛勤勞動,在這座里程碑上鐫刻上兩行大字,第一行是“做深化關學研究”,第二是“做弘揚關學精神”。深化關學研究,歸根到底是為了弘揚關學精神。因此,這座里程碑我們可以稱之為弘揚關學精神的里程碑———祝賀《關學文庫》出版。謝謝!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原標題為《弘揚“關學精神”的里程碑》)

 

葛榮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我把《關學文庫》成功的原因歸納為三位一體的模式。一是省、市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二是動員了陝西乃至全國的學術力量;三是新聞傳媒和出版界的高度關注。

推動關學研究,有兩個問題不可忽視。第一,如何給張載定位?很多人認為他是理學家,我以為他是個實學家,由他創建的新學派應叫實學派。中國哲學史發展到北宋是一個轉型期,從百家爭鳴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釋道三者一直是對立的。到了北宋,站在儒學立場上的學者意識到,應當由對抗走向相融,必須構建一個新的哲學體系,實現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轉型。第二,關於關學的本體問題。儒家的本體理論是比較弱的,只有在理論上完成本體論的建構,體用結合,才是一個完整的儒學體系。張載是氣本論的創始人,北宋以後中國哲學出現了以張載為代表的氣本體論,以程朱為代表的理本體論,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本體論,是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國哲學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楊國榮(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教育部特聘長江學者,國際形而上學學會會長):

 

關學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來理解,狹義的關學主要指張載及其弟子之學,廣義的關學則從張載之後延續至元明清乃至近代。寬泛而言,具有地域性的學派,總是既涉及空間,又關乎時間。關學作為一種學派,不管作狹義的理解還是廣義的理解,同樣也具有空間性和時間性。從空間上說,它與關中這一特定地域密切相關;就時間而言,它則涉及歷史的延續過程。

從整體形態看,歷史中的中國思想既包含普遍性,也具有多樣的表現形式。就具體的學派而言,其中則既包含與地域性相關的特點,也體現了中國思想的普遍性品格。對學派的研究,一方面能夠深化對中國思想普遍內涵的理解,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把握其多樣的形態。通過對關學文獻的系統整理、研究,《關學文庫》具體地展現了以上兩重視域,其意義不僅在於推進對特定學派的理解,而且在更廣意義上為把握中國思想提供了一個特定的視角。

作為學派,關學奠基于張載,其基本特點也與張載的思想難以分開。從形而上的層面來看,張載的思想首先體現于天道。在張載那裡,天道的關注與氣的闡發聯繫在一起。馮從吾概括關學精神,認為其特點之一在於“窮神化”,也涉及以上方面。太虛即氣,是張載的基本命題。在哲學上,“虛”常常被理解為無(道家)、空(佛教),由空和無,進一步又引向對世界實在性的消解。張載則把“虛”視為氣的本來形態,而非不存在,由此在本原層面論證了世界的實在性。乙太虛作為氣的本來形態,哲學的視野和提問的方式開始發生了變化:乙太虛即氣為前提,世界只有“如何存在”的問題,而無“是否存在”的問題;對存在方式(“如何在”)的關注,取代了對“是否在”的質疑。馮從吾認為關學致力於“斥異學”,從中國思想演化的角度來看,這裡的“斥異學”並非僅僅表現為維護儒學地位,而是同時體現為天道觀上視域的轉化。

以上的視域轉化,其邏輯結果首先在於注重禮學。禮在儒學中與現實世界有更切近的關聯,由注重禮,可以進一步引向關注經世致用。與之相涉的是重視實證之學,後者在關學的後學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明代的關學傳人韓邦奇便在天文、地理、律曆、數學等方面達到很高成就;晚明的王徵,則進一步吸取了西方近代科技思想,作《新制諸器圖說》,展現了新的科學視野。

天道觀上對世界“如何在”的關注,在人道觀上進一步引向人“如何在”的關切。馮從吾在評價關學時特別提到其另一特點是“一天人”。所謂“一天人”,便可以從天道和人道相關性的角度去理解。在張載看來,從天道觀上說,氣的變化“順而不妄”,其中包含衍化之序;同樣,在人道方面,社會也有其自身之序,後者首先體現於禮所展現的人倫秩序。在這裡,天道與人道呈現內在的相關性。

在時間和歷史的維度上,關學這一學派同時具有不斷延續、生成的特點。從張載的奠基,到其後學從不同方面的闡發、展開,關學的內涵在歷史中衍化中經歷了一個豐富、發展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過程在今天並沒終結。《關學文庫》一方面包含文獻的整理,並在這方面作了總結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包含著對關學本身的研究,後者包括對關學內涵的現代闡發。從關學的歷史衍化看,這種整理、總結和闡發,可以視為關學在今天的某種延續,後者從更內在的層面體現了其獨特的意義。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原標題為《“關學”:在研究中延續———<關學文庫>的意義》)

 

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主編):

 

關學是由北宋時期張載所創立,並在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發展的地域性理學學派。“濂、洛、關、閩”並稱,關學是為宋明理學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並且有其傳承和特色的一個理學學派。

所謂“濂、洛、關、閩”,並不是一個順次發展的過程。實際上,這個理學譜系主要是由朱熹綜合建構而成的。雖然二程早年受學于周敦頤,但是二程不傳《太極圖說》,既不講“無極”也不講“太極”。二程對濂學的這種態度,可能連帶著對張載講“先識造化”、“太虛即氣”也不能認同。朱熹主要繼承了二程洛學的思想,但他把《太極圖說》作為理學的開山之作,從而吸納、融會了周敦頤、張載的思想,特別是在本體宇宙論方面豐富了理學的思想內容,提升了其“儒釋之辨”的理論高度,這樣也就有了“濂、洛、關、閩”的譜系,有了朱熹的集宋代理學之大成。

在心性理論方面,張載首先提出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思想,這在與二程洛學的互動中成為共識,被認為是“大有功於聖門”。特別是張載的“心統性情”命題,本來是內在於他的“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的論述中,後來程頤在與呂大臨的對話問難中也終提出了“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這被朱熹所肯定,認為二程的“性即理也”和張載的“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朱熹肯定“心統性情”,這是其思想理論達到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張載和呂大臨都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精神境界方面,張載的“民胞物與”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說,都表達了儒家的最高精神境界,為以後歷代的儒家士人所推崇,也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所嚮往和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理論旨趣。

張載之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張載的後學也一直繼承了這一傳統。張豈之先生把關學的特色歸納為“學風篤實,注重踐履;崇尚氣節,敦善厚行;求真求實,開放會通。”這一表述是卓有所見,很深刻,也很到位的。這種關學的特色不僅體現了歷史上的關學精神,而且對於當今的文化建設、社會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作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的出版,是學術界的一件盛事。該《文庫》系統地瑰集了關學的重要歷史文獻和當今學者的精深研究,在文獻整理方面規模宏大,體系嚴整,考校精良,排印體例和裝幀等等也都達到了上乘,在所收當今學者對關學的研究著作中同樣是精彩紛呈,代表了當今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關學文庫》的出版,是關學文獻整理和關學研究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成果,對於“弘揚關學精神,彰顯文化自信”確實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在此,我謹向以趙正永先生為主任的《關學文庫》組織工作委員會成員和以張豈之先生為主任,以劉學智、方光華為總主編的編輯出版委員會成員致以誠摯的敬意和熱烈的祝賀!

 

(選自《唐都學刊》2016年第3期刊登的《弘揚關學精神,廣大傳統文化》,原標題為《祝賀<關學文庫>出版》)

 

廖可斌(北京大學教授、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關學”是一個非常響亮、耀眼的概念。張載開啟的關學,有非常鮮明的學術特色,有比較完整的體系。它不僅是陝西地方的文化財富,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國的文化財富。現在把這個主題的相關文獻集中在一起,加以全面系統的整理,同時推出一系列深入研究的論著,不僅對陝西有重大意義,而且對全國有重大意義,所以這個選題意義重大,很有價值。

《關學文庫》這套書規模也很大,總共有2300余萬字的篇幅,全面展現了關學的面貌,顯示了組織者、整理者研究者和出版者的責任感和氣魄胸襟。

更重要的是品質上乘。從古籍整理的角度來看,這套書的文獻整理部分有1870萬字,占了較大比例,是這套書的主體部分。現在搞古籍整理,因為大家都講效率,講速度,所以很多書都選擇了比較快的一種整理方式,即影印。影印當然有它的好處,有些古籍還必須影印,以保持原貌,因此影印自有其價值。但影印也有其局限,比如沒有做輯佚、校勘、出校記、箋注、標點,也可能沒有全面的“整理說明”,沒有對版本源流的詳細介紹,沒有彙編相關資料作為“附錄”等等,只是一印了之,因此影印往往不是一種深度整理。而這次《關學文庫》的文獻整理,組織者和承擔者知難而進,選了比較難的、也比較有價值的做法,就是深度整理,有輯,有校,有標點,進行排印。這樣做的工作量往往是影印的數倍甚至十幾倍,花的時間也長得多,要默默苦幹、堅持好多年才能出成果。且不說輯佚、校勘、箋注、標點等,每一個方面都要花很多時間,都必須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僅就排印而言,凡是搞過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一排印工作量就要翻好多倍。如果影印,就不存在校對的問題,編輯對一下膠片就可以了。排印就必須逐字逐句、一個一個標點符號地校對。為了減少錯誤,校一遍、兩遍往往還不夠,要校好幾遍。將1870萬字通通校上幾遍,整理者和編輯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但經過這樣的深度整理,文獻更完整、更豐富、更準確、更清楚,研究者使用起來也更方便,其價值就大大提高了,與簡單的影印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認為好的古籍整理應該達到三條標準,即全、准、清。

第一是全。對這套書來說,所謂全,就是要對整個關學的相關文獻收集得非常全,包括對每一位思想家本人的文獻也收集得非常全。這套書的古籍整理部分收錄了從宋代到近代29位關學家的著作,大部分是首次整理,第一次完整系統地展現了關學的整體面貌。其中如林樂昌教授整理的《張子全書》,在原有整理本基礎上,“補遺”部分補入了《禮記說》《論語說》《孟子說》三種佚著,還將目前能收集到的張載傳記、著述序跋、書目提要等共43種,輯為3“附錄”,成為目前為止收錄張載著作和相關資料最齊全、最可靠的一個版本。當然這個全也有一個度。關學的邊界是相對清晰的,但有些文獻與它有關,很難完全截然劃開。如有些關中文學家的詩文集,有些關中學者其他方面的著作,與關學也有關係,但不是關學的主幹內容,它們是不是收進來?這就要考量。如果凡是有點關係的都收,貪多求全,就汗漫無邊了。這就需要對關學的脈絡進行梳理,對所有文獻進行分析、判斷、選擇。該收的收,不必收的不收。既要全,也要精,突出重點,處理好全與精的度。我認為目前這套書在把握這個度上做得很好。例如王美鳳教授主持整理點校的《關學史文獻輯校》,把馮從吾的《關學編》、清代王心敬的《關學續編》、李元春的《關學續編》、賀瑞麟的《關學續編》,還有民國張驥的《關學宗傳》彙集在一起,還輯錄了《宋元學案》《宋元學案補遺》《明儒學案》《清儒學案》中的關學史文獻,我覺得這個設計就非常好,把關學史的主幹文獻匯為一體,關學史研究文獻的主要脈絡也呈現出來了。其他如歷代的史書、方志、別集、筆記裡面關於關學的文獻還有很多,可以以後再去收集整理。

第二個是准。古籍整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或曰原則就是准。全,主要是目錄學和輯佚學的問題。准,主要是版本學、校勘學的問題。要做到准,前提是精選底本和校本。要精選底本和校本,首先就要對版本的源流進行考證,要選准底本,精選校本,然後進行認真地校對。《關學史文獻輯校》的校勘也做得非常好,每一種文獻前都有整理者所作的詳細的“點校說明”,對每本書的版本源流進行了梳理,作了比較,選擇了最好的版本作為底本,選擇了比較有價值的版本作為校本。然後在具體的校勘過程中,綜合運用了本校、對校、他校、理校等幾種方式。這幾種校勘方式,是陳垣先生在《校勘學釋例》中總結出來的。本校,就是對同一種書中相關部分的相同的地方進行校對,比如對同一個關學家,馮從吾這麼說的,其他人另外一種說法,你就要校對,作出裁斷,這叫本校。做本校必須對這本書的全部內容爛熟於心,才能前後照應。第二是對校,就是底本和各校本之間進行對校。現在很多人做校勘,往往名不副實,在介紹中說自己以某種善本為底本,以某幾種版本為校本,實際上可能因為善本難以獲得等原因,根本沒有真正以這個善本為底本,而只是用某個別的版本作工作底本,拿去與那個善本對了一部分,將善本的文字過錄到這個工作底本上,工作底本就變成了善本。甚至連這樣的工作也沒有做,就是以某個其他版本作底本,卻說自己是以某個善本為底本。至於校本,有的人號稱用了幾個校本,實際上根本不願意花那麼多時間老老實實一一去對,只是偶爾看了幾眼某些校本,挑幾條異文,做幾條“校記”,作為擺設。但是我發現,王美鳳教授不是這樣,凡是有異文的地方她都會校出來,真正地做了對校。他校,就是和其他相關的書進行校對,這個方面工作量更大,難度更大,但價值也更大。王美鳳教授也真正做了,比如《宋史》《元史》,還有其他一些別集裡面的相關文獻,她都找出來,並與本書中的相關內容進行校對。理校,就是發現文獻裡面可能有問題,但沒有文獻資料做依據,於是謹慎作出判斷,予以改正或出校記。王美鳳教授的判斷和處理都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她在這本書中作了大量“校記”,這些“校記”最能體現她付出的勞動。

比如她整理的這套書中的另一本書《牛兆濂集》,底本主要是抄本、稿本,裡面有大量手寫體的字。我們搞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刻本整理起來相對容易,抄本和稿本整理起來比較難,因為裡面手寫體字、書法體字比較難以辨認,即使是古籍整理研究的資深專家,有時候也束手無策。為此她建立了微信群,讓大量的書法家參與,一起來辨認,一起來討論。我又說到古籍中的地名也很麻煩,有的地名一個字,有的地名兩個字,有的地名三個字,我們很容易把一個地名當成兩個地名,把兩個地名當成一個地名,很容易犯錯誤,在這方面常常要參考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才能減少錯誤。她就是把這套書時時刻刻放在身邊,不斷地查。現在很多搞古籍整理的人,面對文獻中的問題,往往想當然,一時覺得大概應該是怎樣,就這麼處理掉算了,不願意花功夫去查書,殊不知自己沒有完全把握而想當然的東西,十有八九都是錯的。搞古籍整理,一要有激情,二要有能力,三要肯花功夫。瞭解了王美鳳教授的情況,我覺得這些方面她都具備,所以能把這項工作做得這麼好。

第三是清。一種古籍整理,文獻收集很全了,校勘標點也很認真,但如果點校者沒有把文獻的內在框架結構理清楚,排列順序、整理體例等處理不當,就會使這個書看起來頭緒紛亂,使用不便。除了有些是因為整理者水準有問題處理不當外,現在還有一種情況,即文獻篇幅較大,由幾個人分別整理,為了各自的方便,或為了分別計算成果,把一部書分割成幾個部分,沒有將它整理成一個完善的整體。為了今人的微末利益,不顧古籍本身的完整性。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關學史文獻輯校》這本書也處理得非常好。因為原來有的刻本是把馮從吾的《關學編》和其他的書放一起的。現在把它們剝離,《關學編》是《關學編》,再後是幾種續編,最後是幾種學案,然後把它們相關的序言放在後面,這樣條理就非常清楚,展現了關學史研究的發展脈絡。

古籍整理,就內容而言,要求就是全、准、清。這次看到這套《關學文庫》,我突然有一種感覺,就是對它的評價除了全、准、清,還要加一個字,即“美”或“雅”。究竟用“美”還是用“雅”,我還沒有想清楚。也許對一般的書來講,用“美”比較合適。而對像《關學文庫》這樣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書籍的來說,可能用“雅”更恰當一些吧。這套書從出版的角度看,也做得非常完美。從開本、版式、字體到裝幀、封面、色彩的設計,看得出出版社花了心血,費了腦筋。這本書看起來又大氣,又漂亮。因此我覺得,從古籍整理的方面來說,這套書堪稱全、准、清、雅。

關於張載學說及整個關學的特徵和價值,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大量研究,這套書中收入的相關研究成果,又將這方面的探討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我覺得,張載學說及整個關學,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繼承孔孟學術以至整個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個優良傳統,特別重視人的生存和發展,關注現實世界人的生活,蘊涵著豐富、深刻、偉大的人文理想。大家都知道張載《西銘》中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一種何等的胸懷和氣魄!《西銘》中還有段很有名的話,“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胞也;物,吾與也”。後人把這段話提煉為一個核心概念:“民胞物與”,意思是天下之人都是我的同胞,天地之物都是與我相互依存的物件和夥伴。在一千多年以前,張載就提出了這樣一種人類共同體的理想,這是一種多麼具有超前性的思想。張載的這些思想,代表了中國古代的一種高尚遠大的人文理想,是每個人以至整個世界上所有的人應該永遠追求的終極目標,所以王夫之在《張子正蒙注序論》中稱張載:“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者也”。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發展,經濟、科技、軍事的發展都很重要,但僅有富裕的經濟、先進的科技、強大的軍事還不夠,還必須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價值觀,這樣整個民族和國家才有凝聚力、向心力,人們的精神世界才會充實,人與人的關係才會和諧,才會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因此,我們現在致力於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包括很多方面,如政治理想、社會理想、人文理想等,其中人文理想是最重要的,可以說是核心價值觀的核心。我們現在比較看重的是政治理想,比如說民主、法制等等;社會理想,比方說富裕、小康社會、中等收入、GDP等等,而人文理想好像還不太受重視。這表明我們雖然已經認識到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但對核心價值觀的認識還比較膚淺。西方有它的人文理想,比如說民主、平等、博愛、自由等等。他們比較自豪甚至引以為傲,我們也很嚮往甚至崇拜。其實我們中國也有自己的人文理想,孔子講的仁、禮、道、義等,張載講的四句話,還有“民胞物與”等等,就是中國古代最高層次的人文理想。中國古代人當然有平常的日常生活,但是也有真正精神的追求。他們的精神追去是什麼?精神支撐是什麼?我覺得就是孔子、張載所宣導的這些理想和原則。中國古代人在這些價值觀上達到了共識,因此不存在價值觀的混亂、恐慌、缺失。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靠這些理想和原則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意義,得到了維持社會正常發展的原則和標準。對最高統治者和各級當權者來說,這些基本的價值觀也是一種制約,因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權力是不大受制約的,不像西方的政治權力要受教會、商會等的制約。在中國古代,能對政治權力予以一定制約的,就是這種社會共同的價值觀。你作為皇帝,作為權貴,再怎麼了不起,你也不能違背這些根本的道義,否則你就是無道,就要遭受懲罰。對知識份子來說,孔子、張載所宣導的理想,讓知識份子找到了自我定位,從而形成一種責任擔當。中國歷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就是把這些理想當做自己的人生信念,指引支撐自己安生立命,為民請命,從而為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因此,這些理想看起來好像很虛,實際上非常重要。

最近,習近平和馬英九會面,馬英九在那麼簡短的講話裡面,就提到了張載的四句話,它在中國社會上的影響非常大,它傳遞的是一種巨大的正能量,由此可見一斑。我前幾年寫過一篇小文章指出,我們過去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拼盤式的,比方說以什麼為指導,吸收什麼東西,借鑒什麼東西等等。我的意思是,構建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不能像組裝機器一樣,人為地拼接組合,全盤移植也不接地氣,不能生根開花。構建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基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是建設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資源之一,而且是它的基礎。它與建設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係,不是主流與支流的關係,而是主流的上游和下游的關係。當時這麼講好像有點和主流的說法不合,但是我看從去年,或者是從前年開始,中央的提法已經是“立足中國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街上到處掛的標語都是這樣寫的。這標誌著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係的認識,對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規律的認識,又邁進了重要一步,我為此感到非常欣慰。在這個環境下,推出《關學文庫》這套書,對我們構建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原標題為《挖掘“關學”寶貴資源 弘揚中華人文理想》)

 

 

極高明而道中庸

 

陳 來(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關學”指“關中之學”,一般特指宋明儒學在今陝西關中地區的發展。關學也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如宋代道學主流的“濂、洛、關、閩”,其中的關學就是專指北宋時期的關學。一般認為,北宋中期的張載及其思想是關學的代表形態。張載講學時便常常談及“關中學者”,他與河南的二程論學,多介紹關中學者的看法。二程自視甚高,但對關中學者很為推重,他們說“自是關中人物剛勁敢為!”二程盛讚張載的《西銘》,說“須得子厚(張載字)如此筆力,他人無緣作得!”意思也是說關中學者的剛健力量才能做出《西銘》這樣的大作品。

《宋元學案》序錄說“關學之盛,不下洛學”,這是指北宋中後期。又說永嘉諸子“兼傳關學”,這是講南宋時關學仍有傳承之緒。《明儒學案》三原學案也用“關學”之稱,以描述明代關中之學。關中是一地域觀念,故關學的說法表達了重視地域地理的因素。關學的特點,黃宗羲曾說“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這一特點人們多認為與關中“風土之厚”有關。古代研究關學的學者認為,“關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質直,而其士風亦多尚氣節而勁廉恥”。

半個世紀以來,對關學的瞭解,往往從“以氣為本,以禮為教”去凸現其特點。這種理解突出躬行實踐,但卻忽略了價值和境界。其實,我認為更重要的還得從“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去瞭解張載和關學的精神及其貢獻。換句話說,對張載或關學的認識絕不能離開我們對宋代儒學主流,對宋代道學總體的認識和評價。照二程說,《西銘》是北宋道學最重要的文獻,代表了道學最高的精神追求。而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開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即為世界確立文化價值、為人民確保生活幸福、傳承文明創造的成果、開闢永久和平的社會願景。《西銘》是哲學的、倫理的,四句更是社會的、價值的,二者有不同側重。四句突出了道學的價值理想,《西銘》指引出道學的宇宙意識,而張載的思想整體是把高天和厚土結合一起,頂天立地、天人合一,故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是關學對宋明儒學主流精神與核心價值的主要貢獻。四句的意義在宋代還不甚突出,但在明代以後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其影響直至當代中國,塑造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志向和心胸。在這個意義上說,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構成了關學對中國文化發展的突出貢獻。

《西銘》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把孔孟的孝親、仁民、愛物、事天一體貫通,發展了“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思想,擴大了仁愛的範圍;《西銘》把孝親、仁民、愛物、忠君都看作對天地父母、對天地大家行其大孝,從而大大提高了對道德行為的覺解,使人們從天地宇宙的角度理解個人的道德義務和窮達死生。《西銘》是以萬物一氣的思想為其基礎的,後來張載弟子呂大臨提出“凡厥有生,均氣同體”和“物我兼體”,發揮了張載“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萬物一體境界。物我兼體即物我一體、萬物一體,這些主張與二程洛學的“仁者與物同體”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比起來,二程的“仁者與物同體”境界固然突出了博愛精神,但連絡人倫日用不直接;而《西銘》境界高遠,卻聯繫著人倫日用,從更高的層次去理解人倫日用,體不離用。這也應是為什麼朱子對二程的同體一體說有所不滿,但對《西銘》則無間言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關學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博大高明的價值境界,又密切連絡人倫生活的日用實踐。

《西銘》經程門的表彰,其地位在南宋前期已經幾乎與四書中的《大學》比肩,南宋儒學各家都把《西銘》視為經典,給予高度肯定,以至於後人稱《西銘》為“有宋理學之宗祖”。正是《西銘》成為道學的經典及其影響的擴大,也引起了南宋淳熙年間反道學人士對《西銘》的攻擊。他們批評時人“尊《西銘》而過於六經”,批評《西銘》把君主說成與一切人同出於天地父母,使君主和人民成了兄弟,是“易位亂倫”,意味著《西銘》消減了君主的絕對權威,縮小了君臣間的距離。其實這些對《西銘》的攻擊,恰好證明了《西銘》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在政治思想上涵有的進步意義。

不僅北宋與張載同時的二程以及他們的後學對《西銘》推崇至極,而且宋代道學的總結者朱子大力推崇張載“心統性情”的思想,認為這個思想與二程“性即理也”的思想同樣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在道學體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朱子還高度肯定張載的“氣質之說”。可見,我們論及關學的思想文化貢獻,不能只就張載論張載,就關學論關學,更要看主流道學對關學的認識、評價、吸收、肯定。道學的宇宙論、心性論、功夫論、境界論都有取于張載的學說,而且不是一般的吸取,是作為重要的核心命題來吸取的,這些證明張載思想對道學具有的發端和奠基的意義,張載本人也屬於道學的創立者群體,宋代的關學本身就是兩宋道學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研究關學不可忽視的兩方面。

《宋元學案》的橫渠學案說張載“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循古禮為倡……於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於古”。又說“關中學者郁興,得與洛學爭先”。明道學案“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可見當時多以關學、洛學並提。二程當時亦稱關中學者為“關中諸公”“陝西諸公”。在宋代,關學與河南的洛學關係密切;在明代,關學與山西的河東之學關係密切,可見與其他一切有地域特色的學術一樣,關學的發展也總是在與其他學術體系互聯互通中實現的。北宋嘉祐、熙甯年間,形成了以二程、張載為核心的北宋道學的交往網路,而程張的思想主張共同地形成了北宋道學的主流。目前學界多關注把張載作為關中學派的代表,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也要指出,若只把張載定位於此,無形之中可能會只突出了張載關學對地域文化的貢獻,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表,而容易掩蓋、忽略了他對主流文化——道學的貢獻。我們把張載作為道學創立者之一,把張載與道學聯結起來,而不把他限定在關學文化,正是為了突顯關學對主流思想的貢獻。關學在歷史上的不斷發展不僅是對以往關中學術的傳承,也是對全國學術思想的吸收、回應和發展,積極參與了各個時代主流思想的建構,是“地方全國化”的顯著例子。

儒學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辯證的關係,這種關係用傳統的表述可謂是“理一而分殊”,統一性同時表達為各地的不同發展,而地域性是在統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別,沒有跳出儒學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話語,也不可能有離開全國文化總體性思潮涵蓋的地方儒學。不過,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還不甚發達的時代,終究是不能忽視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現在什麼層次和什麼方面。如近世各地區的不同發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傳統之影響,而不是各地的經濟—政治結構的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承認不承認地域性的因素,而在於如何理解和認識、掌握地域性因素對思想學術的作用。

近幾十年來,與其他省份多側重“文化”的展示不同,陝西非常關注“關學”的總結發掘。換言之,其他省份多是宣傳展示廣義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包括人物、歷史、風物、民俗、詩文等,而陝西的“關學文庫”工程更多關注的是學術思想史意義上的地域學術的傳統。這是很不相同的。

《關學文庫》是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內容包括兩大系列,即文獻整理系列和學術研究系列。文獻整理系列含二十幾位元歷史上關學學者的文集整理,學術研究系列含十幾種研究的著作,兩個系列共40餘冊,洋洋大觀。文集的整理不僅細密精審,而且以文獻的研究為基礎,如新編《張子全書》,其中的《補遺》收入了3種佚書以及其他相關文獻,與通行本張載集28萬字相比,增加到50多萬字,成為最完備的張載著作集。《關學文庫》不僅把關學的主要資料全部收攬其中,而且通過研究著作系統展示了當代關學研究的新成果、新水準。因此,這一工程的完成是中華文化傳承創新的一項重大貢獻,值得祝賀。正如張豈之先生在總序中所指出的,《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創新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關於綿延800餘年的關中思想學術的基本文獻整理與全面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於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原標題為《“關學”的精神》)

 

陳鼓應(北京大學人文講習教授、道家研究中心主任)

 

我想就關學精神及其現代意義說幾句話。

第一,關學精神,它為往聖繼絕學。我很欣賞這一點。在歷史上,陝西不僅是政治的中心,而且是文化傳承的發源地。幾年前與劉學智兄談到對《周易》的研究,我認為《周易》中有很多名詞和用語是屬於陝西的。他給我講了兩個例子。陝西是《周易》的發源地,張載繼承了《周易》的思想。翻開《易經》,可以看出它充滿了人生豐富的哲理,有太多的面向。如果你讀履坎卦及囤井卦,你會覺得如果不能瞭解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你就不能瞭解文化深層的內涵。張載艱苦卓絕的思考,自成一個系統,正合于《周易》生生不息的精神,後者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其次,張載繼承先秦諸子,以儒學作為基本,又吸收了老莊思想。他繼承孟、莊,特別是莊子的理論建構,《太和》是最重要的一篇。“太極”不是孔孟的概念,是來自莊子的,張載做了創造性的轉化,把莊學融入其思想傳承中。“萬物一體”的觀念也是莊子的,不是孟子的,孟子是從個體擴充之,這點錢穆先生一再辨析過。張載心胸寬廣,把老子“有容乃大”和莊子齊物精神吸收過來,然後加以融合。張載的思想有他的歷史淵源,有他的時代環境和時代使命,他主張士人必須要有社會的責任,有社會的擔當。《關學文庫》非常好,大家花這樣的心血,只有以關學的開拓精神來做事,才能匯成這樣的成果。

第二,理學的開創者應當是張載。有一種成見,說張載的思想受二程的影響才形成。但據我們的研究,張載哲學的一些重要議題和重要命題,絕大多數都是啟發了二程。我準備寫文章論證。另外,我在《哲學研究》上有專文論證,理學的開創者根本不是朱熹講的周敦頤,我還注意到我的老師方東美先生好多篇文章都在批評周敦頤,他認為周敦頤那套從根本上說是道教的,“理”的概念在他那裡沒有出現過,而張載的書中出現了幾十次“理”的範疇,張載才是理學的開創者。周敦頤到四川,和道教人士成立逍遙社,可見他與道教聯繫密切。說周敦頤是理學的開創者,這是有問題的。我認為理學的開創者應當是張載,我將來會有更多論證。

第三,張載和關學的現代意義、現代精神應不斷發揚。因為受方東美先生的影響,所以我一直對宋儒有成見。不過,我後來多次讀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6卷本,透過侯先生講張載的思想,才改變了我的想法,並對張載很有感情。張載“繼絕學”那種文化傳統,“為天地立心”的視野,深刻影響了我。我主張在聯合國的門口應該掛上張載的“四為”。聯合國要以地球村的視野來看待問題,處理問題。“為生民立命”,要把關學的精神放到一個地球村裡面去理解。當我看到難民潮,我們就要想到整個世界的災難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西方列強導致的。“為萬世開太平”,我們真的是要對話,要和諧地發展,最後像莊子的齊物精神,要體會每個民族精神都有它的獨特性和它個性的地方。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原標題為《立心、立命、繼絕以開太平———賀<關學文庫>出版》)

 

 

趙馥潔(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陝西省社科聯名譽主席)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張載及其關學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陝西哲學界、學術界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舉辦了多次重要的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多部論文集和學術專著。隨著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整理和出版歷代關學學者未曾面世的著作,就成為學者們迫切的期望,而今這一美好的企盼終於實現了。作為國家出版基金專案和陝西出版資金資助專案的《關學文庫》經過五年的辛勤工作、精心編撰,終於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了。這是我國出版業和學術界的壯舉,是陝西文化建設的偉業,是利在當代、功著千秋一座關學智慧和精神的歷史豐碑。《關學文庫》的出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為拓展和深化關學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礎

濂、洛、關、閩是宋代理學的四大學派,其中關學是由北宋張載所創立的流行於關中地區的一個理學學派。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性的哲學學派,自北宋張載創立至清末終結,歷時八百年之久的學脈延續;從張橫渠“勇於造道”到牛兆濂“存心繼道”,歷經了數十位學者的薪火相傳,積累了豐厚的哲學思想。這些哲學思想蘊涵于歷代關學學者的著作之中。然而,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六十多年間,關學學者的著作整理出版的只有《張載集》《二曲集》《藍田三呂集》《涇野子內編》《關學編》等少數幾種。絕大多數著作仍然封存於歲月的積塵之中。這不但使關學學術研究長期集中于張載,為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造成極大障礙,而且已經形成了關學文獻史料散佚、失傳、損壞的嚴重危局。如果再不通過整理出版予以挽救,我們將愧對先賢,遺咎後世。所以,以29位關學學者的26部著作為主體的《關學文庫》的編輯出版首先是“為往聖繼絕學”的一次文獻史料的拯救壯舉,同時也是展現關學基本氣象、呈現關學演變脈絡的宏大巡禮,進而也為推進關學學術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舉行了一次宏偉的史料奠基禮。

二、為汲取關學的深湛智慧,建立了文獻淵藪

哲學的本義是“愛智慧'經歷八百年坎坷崎嶇的學術歷程,經過數十位學者薪火傳遞的學理探索,關學學術思想中積累了豐富深湛的哲學智慧。這些智慧,至今仍有其寶貴價值,仍能給我們的治國、處世和做人以深刻啟示。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關學哲學思想的研究和哲學智慧的發掘,基本局限于對關學創立者張載的哲學思想的研究,對他的“太虛即氣”的本體智慧、“德性之知”的認識智慧、“一物兩體”的辯證智慧、“民胞物與”的道德智慧、“太和謂道”的和諧智慧以及“變化氣質”的修養智慧等多有論述,而由於文獻缺乏,對其他學者的哲學思想研究甚少。研究張載哲學誠然重要,研究其他關學哲人的思想同樣也有重大意義。張載和關學史上其他學者的哲學思想,都是中華文化智慧寶庫中的璀璨明珠,也都體現了關中地區哲學思維的特徵。而且,張子的哲學智慧經過後代關學學者在不同時代、從不同角度的闡釋和發揮,其光芒更為豐富多彩。新出版的《關學文庫》實乃關學智慧的文獻淵藪,它一定能為我們汲取豐富多彩、博大深厚的關學智慧提供不竭源泉。

三、為弘揚關學優秀精神,提供了資源寶庫

關學作為宋代理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朱熹的閩學並駕齊驅的一個獨立哲學學派,不但在學術思想上為中華民族的思維智慧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且在學術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概而言之,“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勇於造道”的創新精神、“崇禮貴德”的學術主旨、“經世致用”的求實作風、“崇尚節操”的人格追求和“博取相容”的治學態度,構成了張載關學的基本精神。後代的關中學者,雖學術思想或有差異,但都尊張載為“關學宗師”,都以張載所培育的關學精神為旨歸,所以他們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繼承和弘揚了關學精神。即使某些關學學者的某些思想觀念今天已經過時,但關學所承載的優秀精祌卻保持著恒久的生命力。例如,張橫渠“守周禮行井田”的政治觀雖不合時宜,但他“勇於造道”的精神卻亙古常新;呂涇野“性從氣出”的人性論雖有局限,但他“篤實尚行”的躬行精神仍閃耀光輝;馮從吾“士子戒讀違背綱常倫理之《水滸》”的教育觀已覺迂腐,但他為民請命、直言敢諫的浩然正氣卻充塞天地;李二曲“靜坐洗心”的修養觀雖難免缺陷,但他堅貞剛毅的民族氣節仍光耀日月。可以說,關學精神乃是關學的內在靈魂。而關學精神中所蘊含的優秀精華,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寶貴的文化價值。它既是提升中華民族道德品格的不竭源泉,又是構築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它既是我們治學、辦學的可貴經驗,又是培育青年一代人格素質的重要營養。所以,《關學文庫》的編輯出版,就可以使張載關學的優秀精神在資源寶庫的支撐下得到更好的繼承和弘揚。

四、為拓展陝西傳統文化資源的開發,確立了新的生長點

陝西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為歷史上十三個王朝建都之地,文化積澱豐厚,文化內涵淵博,文化特徵鮮明,文化精神恢弘。在中國文化史以至人類文明史上居於重要地位。多年對陝西的考古與史料的研究已有重大進展。然而,從陝西的傳統文化資源的開發、整理、研究和弘揚利用上看,在文物、遺址、史跡等物質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取得了顯著成績,而對精神文化、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等方面的傳統文化資源,尚待進一步開發和弘揚。陝西歷史上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醫學家等專家的各種著作,尚待發掘、整理和出版。《關學文庫》的出版,必定能進一步拓展對傳統文化繼承、弘揚和利用的廣闊領域,成為陝西文化事業發展新的生長點;也必定能通過深化探索和研討,形成陝西傳統地域文化研究的更豐碩、更重大的學術成果。

由此可見,編輯出版《關學文庫》,是有見識、有膽略、有氣魄的大舉措、大工程,不僅可喜可賀,而且可歌可贊。最後,謹以七律一首熱情讚頌關學的偉大精神,並衷心祝賀關學文庫功德昭明,輝映書林,傳播久遠!詩曰:

 

丹青難寫是精神,關學千年燦若辰。

造道橫渠心境遠,躬行涇野哲言新。

揮戈末路憂民命,反鎖柴門藐世塵。

渭水招魂薪火繼,仰望太白拜斯人。

 

其中“造道橫渠”見全祖望雲:“橫渠先生勇於造道。”“躬行涇野”見《關學編》雲:呂涇野治學“重躬行,不事口耳。”“揮戈末路”見馮從吾《小像自贊》雲:“尚揮戈於末路,庶不愧此鬚眉。”“反鎖柴門”見李二曲拒絕朝廷謁請,屏居土室,反鎖柴門。

 

(選自《唐都學刊》2016年第3期刊登的《弘揚關學精神,廣大傳統文化》,原標題為《關學智慧和精神的歷史豐碑》)

 

林安梧(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元亨書院院長):

 

由張豈之先生領頭,劉學智、方光華總主編,西北大學出版社刊印的《關學文庫》出版發行了;這真是一件超大的喜事。說“超“,他遠遠超邁前人對於關學纂集的成績,他涵蓋了四十種、四十七冊,約二千三百余萬字。說“大”,他果真如關學的開山祖師張橫渠所說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特別是“繼絕學、開太平”這兩句話,《關學文庫》之發行,可真是踵蹈先哲、繩繩繼繼也。若以三不朽而言,立德、立功、立言也。如此“立言”足為不朽矣!

船山在《張子正蒙注》(序論)有言“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皦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焉者也。”這幾句話可以用來概括關學的起始點,也足以通貫整個關學而做此論斷。值得注意的是,就學術史的脈絡視之,關學影響了二程,明道、伊川開啟了洛學。洛學延續幾代又開啟了朱熹的閩學。明道、伊川本有不同,明道仁學下開象山、白沙,而伊川的理學則由朱熹發揚光大,閩學後來影響甚大,東傳朝鮮、日本,也隨著鄭成功、陳永華到了臺灣。傳承自有轉化,因其轉化又有新的創造,生生不息。大體說來,濂溪、橫渠是“道學”,明道、象山是“心學”,伊川、朱子是“理學”。這道學、理學、心學,是宋明理學的三大脈絡,又無一不與關學密切相關。

道學強調的是“總體的根源性”,理學強調的是“超越的形式性”,心學強調的是“內在的主體性”。宋明儒學的發展史,雖互有論爭,但卻在這總脈絡下,如珠之走盤,不離其中,而且有趣的是他似乎有著一個回環的韻律,由道學為始,開而為理學、心學,最後則又向上一階地回到道學。

“總體根源性”的道學,展開而為強調“超越形式性”的理學,這可以說是向著客觀面而說;開展而為強調“內在主體性”的心學,這可以說是回到主觀面來說。到了明代,陽明則起因於對“格物致知”的憂疑,奮力以思,學經三變,而將朱熹的理學做了大翻轉,開出了陽明的心學。這心學更強調其“主體能動性”,他對治事物的能量特別強,普及性、平等性特別高,不識一字,赤手可以搏龍蛇,其後學由於才力德行不若陽明,卻也不免誤入疏狂一流。正因如此,思潮更迭,又開啟了劉蕺山歸顯于密,崇尚良知之獨體、契入奧微之意根,這誠意慎獨之教,主張的是“善的純粹意向性”。

這善的純粹意向性,上契於道,實存於意根獨體;下開於器,開顯於生活世界。就這樣,劉蕺山的學術有著兩個向度的發展,既做了形而上的保存,又做了形而下的開啟,看似對立矛盾,實則兩兩相及,一吸一呼,所以生生不息也。這善的純粹意向性,入於生活世界,就有了黃宗羲“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氣也”,心氣合而為一的主張。顯然的,這主張強調的是“存在的歷史性”,這是由心學進一步調適而上遂的發展,又回歸于總體的根源性,也進到根源的總體性。這與船山之學之上契于張橫渠,進而遙契於《中庸》《易傳》,可以說是殊途而同歸,兩端而一致,虛實相應,宋明理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顧炎武反思理學、心學,批之、判之、評之、轉而化之,提倡經世致用,進而人于經典之藏,於名物度數、訓詁音韻多有考索,實學又因此轉到乾嘉之考據。這亦可以理解成回歸生活世界、人於經籍之中。顧、黃、王三家,實可以說是宋明儒學之總結與文運之重新開啟也。顧炎武開啟了後來的乾嘉之學,黃宗羲開啟了浙東學術,王船山繼述了湖湘之學,現在我們考其源流,可真是源遠流長,無一不與關學相聯繫。這是由總體的根源性(道學)、再而超越的形式性(理學),內在的主體性(心學),進之為純粹的意向性,再而為存在的歷史性,即此存在的歷史性,再人于總體的根源性(道學)。孔子有言“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這是一曲悠揚而深遠,入於天際,又回蕩於山川大地的樂章。

疏通了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理路,做了系統的哲學精神史底蘊的概括,我們更發覺到此中的獨特處,關學是終始通貫、生生不息的。《關學文庫》發行了,這是必要的,這是應該的,踵繼先聖、傳承先賢,慧命相續、道業生生,何其勝也耶!參與搜集、考索的研究者孜孜矻矻、日夜辛勞、戮力以赴,散佚者集之、隱匿者發之、錯謬者改之,版本校刊、章句考訂、文字修正、思想抉發,難能而可貴矣!伴隨著《關學文庫》的刊行,不論對於關學的研究,對於宋代以來的學術史之研究,乃至整個華夏學術之研究,精神史脈絡的厘清,充實之美、光輝盛大,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

手撫著《關學文庫》,四十七冊煌煌巨著,遙想當年師友論學,浴乎舞雩,詠而歌,何等悠遊。邊關蕭瑟,風簷展讀,古道顏色,何等莊嚴。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此其時矣,此其實矣!

問得何時,夫子跨馬,閒步悠遊,不必再用力指點江山,卻得i帝聽那漁樵閑唱!何其樂也耶!何其樂也耶!

喜聞《關學文庫》之發行,動之於心,感之於懷,虔誠祝賀,謹為贊序!

 

(選自《唐都學刊》2016年第3期刊登的《弘揚關學精神,廣大傳統文化》,原標題為《繼絕學,開太平”——祝賀<關學文庫>出版發行》)

 

舒大剛(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教授):

 

《關學文庫》的編成與出版,既是陝西地方文化建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學術研究和文化振興的大事。它事關文化傳承和弘揚的問題,也事關學術研究和創新的問題。“關學”是中國歷史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學術流派,關學創立者張子厚的氣本說,對二程洛學、朱子閩學的理論構建具有重要作用。關學學派“學風篤實,注重踐履”、“崇尚氣節,敦善厚行”、“求真求實,開放會通”的治學特色,也為當朝和後世學人之治學,提供了極為有用的風範和榜樣。至於張子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名言,多少年來更是激發了千千萬萬志士仁人,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文化學術的繁榮,去奮起擔當,前仆後繼,奮力前行。關學從地方走向中央,又從中央走向全國。它從北宋經過元明,走向清朝,成為中國儒學的重要方面軍。它從邊緣走向主流,歷史走向當代,既是二程洛學、朱熹閩學、王夫之船山學的重要滋養,也是中國古代實學領域的領軍學術,談理學不能不重點談關學,講中國儒學也不能不給予關學以相當地位。關學者,理學之重要骨幹也;關學者,儒學之重要分支也。關學文獻之整理,自然是傳統文化研究和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

綜觀《關學文庫》的成就,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值得表彰和借鑒:

首先是傳承歷史,開闢未來。《關學文庫》作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國家出版基金專案”“陝西出版基金資助專案”,它不僅僅是地方史志的功能,而是全國性的學術傳承、文化振興的工程。關學作為理學的重要骨幹、儒學的重要流派,不僅是地方的,更是全國的,還是人類的。對關學的研究總結,是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需要,關學中“民胞物與”“貴實”“敦行”等思想,也是今天從事現代文化建設、學術繁榮的資源,特別是對當下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嚴三實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關學文庫》的編成與出版,上以傳遞歷史,下以開啟新學,內以提高士人修養,外以展現治平之道。它的出版,正逢其時,恰當其道,必將對學術文化的發展和創新,世道人心的重振和調整,帶來極大的助益。

其二是體系嚴密,規模宏大。正如張豈之先生《總序》所說:“關學文獻遺存豐厚,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除了《關中叢書》收錄外,只有少量幾種在當代得到整理出版,體系性和完整性都不強。文庫系統收錄了從北宋張載到清朝末年關中學人的重要文獻,涉及作者29人,編訂文獻26部,基本將關學重要成果和傳承體系呈現出來了,它既是關學文庫,也是學術寶藏。

其三,方法科學,組織得法。文庫整理研究,雙管齊下。既有關學文獻的系統收錄和整理,還撰寫了研究系列。該系列以評傳和年譜的方式,對關學史上具有重要成就和重大影響的人物進行了系統研究,形成對專人進行專題研究的11部專書。還撰有《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從縱橫、點線面等角度,全方位地、系統地展示了關學的歷史傳承和發展演變,總結並評述了關學成就和特徵。既總結了歷史,也展現了學術,還為將來的學術研究,特別是關學在現代和將來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做出了努力,並指明了方向。

其四,求真務實,篤實會通。本文庫收集、搶救和整理了一批已刊未刊的關學文獻,對它們加以精心校勘、仔細審正,從體例制訂、組織實施,到校對標點、勘正研究等程式,方方面面,點點滴滴,都考慮得周到全面,執行得有聲有色,有業有績。如將歷代研究和記載關學的資料加以輯錄和整理,既完整又精細,為進一步研究關學、發展關學提供了集中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其五,總結創新,樹立榜樣。歷史的研究,在於借鑒和創新。本文庫既是對關學前賢成就的收集和整理,也是關學在當代的發展與創新。文庫的校勘固然體現了求真求實的精神,文庫中的評傳、通論更是對關學內涵和精神的總結與發揮,歷史上關學“民胞物與”的情懷,天人合一的哲學,家國天下的擔當,和諧太平的理想,在通論和評傳中都得到深人挖掘和重新表彰,真是觸動人心,撼動靈魂,甚至感天動地,令人奮發!既重現了關學風神,也發展了關學內容,這是歷史關學的再現,也是當代關學典範的創建和重塑。既總結了歷史,又開闢了未來,因此,鄙意以為,《關學文庫》的編成和出版,應當是標誌新關學的形成和開始。

歸納起來,《關學叢書》的編成與出版,是意義重大、體系完善、方法科學、成就顯然、值得肯定和歡呼的,更值得當代學術研究者和文獻整理者學習和效法。

 

(選自《唐都學刊》2016年第3期刊登的《弘揚關學精神,廣大傳統文化》,原標題為《<關學文庫>的學術成就芻議》)

 

 

致廣大而盡精微

 

張祖培(陝西省政府參事室[省文史研究館]主任、《關學文庫》組委會副主任):

 

《關學文庫》是我國第一部對上起北宋、下迄清末民初,綿延八百餘年的關學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填補了全方位梳理關學學派的歷史空白。文庫的出版,不僅是陝西文化建設上的重大成果,對全國來講都是一大貢獻,必將成為立意高遠、史論結合、內容巨集富、特色鮮明的傳世精品。

第一,《文庫》的編輯出版是對陝西地域文化進行挖掘和闡發所作的積極嘗試。一是將關學學派中代表性學者的著作都收集起來,進行點校、整理、出版,可以預見,勢必對關學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二是通過《文庫》的編撰,我們摸清了陝西文化的家底,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講出關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價值意義,從而實現關學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第二,《文庫》的編輯出版是參事室、文史館創新工作方式,組織開展有重大影響文化工程的成功範例。編輯出版《文庫》,其投入精力之多、涉及面之廣、協調任務之重、學術要求之高,在我室(館)成立60 多年歷史上尚屬首次。為今後進一步做好重大文化精品專案積累了寶貴經驗。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徐曄(陝西省政府參事室[省文史研究館]副主任,《關學文庫》組委會、編委會執行副主任、出品人):

 

我們舉八年之力,編輯出版《關學文庫》,旨在完成“兩個八百年”的學術使命:一是系統整理從北宋至清末八百餘年關學學人的基本學術文獻,二是全面總結關學學派八百餘年的主要學術貢獻。其目的在於為促進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第一,重建了關學的歷史地位和精神譜系。北宋張載創立的關學,是理學的奠基者和重要組成部分,它上承孔孟之志,會通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批判融合老莊之道和域外佛學,創建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儒道釋多元互補的新體系,形成了尊禮貴德、經世致用、開放包容、崇尚氣節的文化傳統,其“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重建德性秩序的現實關懷,代表了理學的最高精神追求和價值境界,不僅對陝西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人格養成和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第二,填補了全方位梳理與研究關學學派的空白。文庫首次系統彙集了歷代關學重要文獻及當今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完整呈現了關學學派起于宋、承於元、興於明、轉於清的歷史形態、價值理念和獨特創造,凸顯了堅守學統自信、學派自覺、學術自由,注重發揮“創造少數”引領作用,對於促進不同學派交流互鑒、推動學術創新發展的重要意義。

第三,彰顯了關學理學轉型的典範性意義及當代價值。關學是傳統儒學轉型發展的重要成果,奠定了北宋至清末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精神、核心價值和基本意識形態,塑造了直至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志向和胸襟。只有把關學研究放在中國思想史的總體格局中去把握,放在古今中西之爭的時代背景下去思考,才能深刻認識關學的“照著講”“對著講”和“接著講”,對於傳承、弘揚和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具有全球視野、中國品格的現代文明秩序所蘊含的典範性意義和重要參考價值。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馬來(西北大學出版社社長,《關學文庫》編委會執行副主任、出品人):

 

《關學文庫》具有“存亡繼絕”的特點,在廣泛搜集、深度整理的基礎上,通過深入研究,考鏡學術源流,梳理關學精神統緒,使關學的歷史面貌和學術價值得到呈現,填補了八百年來關學文獻整理和研究的空白。

一是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和全面性。本次搶救性整理出版了《南大吉集》《李柏集》《李茵篤集》《韓邦奇集》《牛兆濂集》,首次系統整理出版了《李複集》《王恕集》《薛敬之集》《呂柟集》《楊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元春集》《賀瑞麟集》,在輯佚完善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張子全書》《李顒集》《關學文獻輯校》《劉古愚集》等。同時文獻整理達到了應有的深度,在校讎勘誤的基礎上標點,並對專用名詞畫線,對文獻的廣泛使用提供了條件。目前收入《文庫》的26部文獻涉及關學學人29 位,呈現了“條貫秩然”的學人文獻統系。

二是學術研究的開拓性得到體現。以評、傳為結構特徵的學人思想研究,涉及關學代表性學者十人,與以綜合研究為特徵的《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相結合,初步展示了北宋到清末關學傳衍的精神譜系和思想學術特徵;梳理了關學自北宋創興、金元變革低沉、明代融合中興,清代反思、承傳與轉型的歷史脈絡,揭示了關學八百年歷史嬗變中,關學學人始終保持以經求理、勇於造道、窮本達源的學術傳統,崇禮貴德、經世致用、崇尚節操的精神追求,闡發了關學在中華民族深層精神追求上,所具有的獨特精神標識,以及它在我們今天“追根、溯源、找魂”,推進傳統優秀文化創新發展中的時代價值和意義。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劉學智(陝西師範大學教授、《關學文庫》總主編):

 

張載是關學的創始人,也是宋代理學的開創者之一。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程顥、程頤)的“洛學”共同構築起理學堅實的基礎,特別是張載“性道為一”的道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人性論、“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的成性說、“心統性情”的心性論以及《西銘》的境界說,都對理學體系的總體建構發生了重要的影響。關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由張載所奠定的“勇於造道”“學政不二”“重視教化”“崇尚氣節”的學術風骨,保持和弘揚張載“四為”的擔當精神、篤實踐履的務實精神、崇真黜偽的科學精神、民胞物與的仁愛精神、相容並蓄的包容精神,從而使關學成為宋代後有獨特精神氣象和持久生命力的有全國性影響的地域性學術流派。

11世紀初綿延至19世紀初,關學跨越800餘年的歷史。但遺憾的是,對這一學術流派,學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客觀地說這與文獻的缺乏有關。關學文獻雖然有豐厚的遺存,卻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出版了《張載集》,以後又將《藍田呂氏遺著輯校》《李二曲集》等收入出版,但這些僅是關學文獻很少的一部分,並不足以呈現關學文獻的整體面貌。所以,以往學者們對關學學術思想的研究,也大多聚焦于關學創始人張載以及呂柟、馮從吾、李顒等個別學人,即使是對張載的研究,也由於文獻的不周全而使其研究受到一定的局限。雖然也曾有侯外廬等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宋明理學史》對張載關學與洛學關係的細緻辨析,有張岱年等人對關學思想特徵的揭示,有陳俊民的《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等對關學形成背景、思想內容、發展演變的精湛論述,但這些研究尚沒有全面展現關學學術思想的歷史面貌。

在中央強調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出於搶救、保存、傳播關學文獻和深化拓展關學研究的需要,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陝西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經過省內外諸多學者和西北大學出版社8年多的共同努力,《關學文庫》已經正式出版。從一定的意義上說,《關學文庫》通過如章學誠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努力,基本上立體地、較完整地呈現出張載以來關中理學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證明了如清代王心敬所說的“關學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是歷史的真實。

《關學文庫》的出版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它是我國首部對關學文獻的系統整理和研究,在關學史上有重大的意義。在文庫編纂之初,張豈之先生就指導我們:“要借鑒前人在文獻整理上的經驗,堅持學術史研究指導下的文獻整理”;趙馥潔先生指導我們,“要以關學精神來整理關學文獻,來研究關學”,這是我們進行關學文獻整理和研究總的指導思想。所以,我們始終注意將其與關學學術史緊密結合起來,注意以關學的創新精神、務實精神考察其所處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思想特徵、用語環境和人文風貌,堅持以“全”“准”“高”為我們的努力方向。

所謂“全”,就是盡可能做到“兩個齊全”:一是文庫中所涉及的關學學人要有較全的覆蓋面,使重要的關學學人盡可能不被遺漏。為此,我們對馮從吾的《關學編》及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的《關學續編》中所涉及的諸多學人進行了全面地篩選,並結合現有存世文獻的實際情況,最後選定了29人的著作進行整理,整理出的文獻基本上可以反映出關學史上主體文獻的面貌;二是對關學史上一些重要學人個案的文獻力求收集齊全,如對張載、藍田“三呂”、呂柟、馮從吾、李二曲等重要學人的著作力求做到搜集齊全、輯佚無遺,盡可能做到“一書在手,別去他求”。如這次整理的《張子全書》,其搜集、輯佚的文獻是迄今最全的,較之中華書局出版的《張載集》增加10多萬字。《藍田呂氏文集》較之中華書局已出版的《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也增加7萬多字。《李二曲集》也較之中華書局出版的《二曲集》多出數萬字。新整理出的《馮從吾集》,較之光緒二十二年刻本《馮恭定公集》也多出數萬字,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在民間搜集到的,書中還特別搜集到馮從吾有關伊斯蘭教的一些資料,這對於我們全面把握馮從吾的思想有重要的意義。有些學人的文獻已成孤本或殘本,我們也盡可能地加以整理,如南大吉的文獻,目前在個別圖書館僅存膠片,《南大吉集》的作者費了很大的精力,將其抄錄下來,並加以輯佚整理。可以說,這些文集都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文獻較為齊全的版本。其他如《呂柟集》《韓邦奇集》《馬理集》《楊爵集》《李柏集》《牛兆濂集》等,都是目前收集資料最為齊全的,且絕大多數都是首次與讀者見面,這將為推動關學乃至宋明理學研究的深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謂“准”,就是在文字校勘、標點斷句等方面,力求做到準確,努力把錯誤降到最少。為達此目的,除作者和編輯的努力之外,我們還請有關文獻整理方面的專家進行審閱,有的還是反復審閱,從而使文獻整理的品質得到有效的保證。但是,限於我們的水準和經驗,其錯誤也會有的,我們將會繼續努力去完善它。

所謂“高”,就是我們力求高標準地要求,遵循古籍整理的傳統做法,盡可能選取較好的版本,採用繁體字、豎排版,並對專用名詞做了下畫線的處理,這大大增加了我們工作的難度,也易出錯。為此我們迎難而上,努力使我們的文獻整理成為深度的文獻整理,我們的學術研究也盡可能地站到學術的制高點上,當然能否達到,還要經受歷史的檢驗。也希望讀者朋友能指出我們的錯誤,以便我們進一步完善。經驗告訴我們,一項大的文獻整理項目往往能夠引領該領域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我們期望《關學文庫》也能對關學乃至宋明理學的研究發生這樣的影響。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刊登的《“關學精神”與<關學文庫>的當代價值》,原標題為《堅持學術史研究指導下的“關學文獻”整理》)

 

方光華(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關學文庫》總主編):

 

《關學文庫》研究系列共14 種,約500 萬字。其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首先,關學是理學最重要的奠基者。文庫認為,張載建立的“性道合一、學政不二”的理論模式,為理學建立起牢固的根基,彰顯出理學的精神境界。其次,關學推動了洛學的昇華。文庫認為,從張載與二程的學術交往來看,張載思想具有自主性和系統性,是張載主導了討論的主題,將其最有心得體會的觀點就正於同好。另外張載的弟子呂大臨對二程學說的昇華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第三,關學對朱子學有所匡正,對王學有所發展。文庫認為,韓邦奇由推闡朱蔡反歸橫渠,已經指出如果不對理學中張載的思想因素引起足夠的重視,理學的發展將遇到與事功脫節的困境。呂柟雖出自以朱子為宗的河東薛瑄,但是他在理氣觀、工夫論等方面都有獨立的思考。關學較早地接觸到理學有朝心學發展的可能性。南大吉等在心學形成中起過主要作用。第四,關學對理學的反思有其特色。文庫認為,以李顒、李因篤、李柏、王弘撰為代表的關學學人,在明清之際對理學思潮進行了反思,提出了關於理學發展的判斷。既有基於朱學與心學的反思,還有基於經學和性靈的反思,體現出多樣性反思的特色。第五,關學的近代轉型頗有建樹。文庫認為,劉古愚在陝西積極開展救亡活動,創立維新團體“複邠學會”,出版嚴複《天演論》和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論著,派弟子北上京都、南下上海與維新志士互通聲氣。在變法失敗後隱居煙霞洞期間,他還對西方政治學說進行了研究,並提出適合近代教育的一套教育體制。關學從此開始新的轉型。第六,關學具有獨特的精神氣質。文庫認為,關學的基本特點是既有深邃的理論,又重視實用。躬行禮教,學風朴質是關學的顯著特徵。關學學者大都注意砥礪操行,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能夠因時而化,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林樂昌(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在張載的思想文化遺產中,能為中華民族留下永久記憶的有三個方面:第一,“尊禮貴德”的人文價值。張載的倫理學,由禮論和德論構成。禮論,屬於“規範倫理”;德論,屬於“德性倫理”。由“禮”和“仁”“孝”構成的道德價值系統,是奠定社會秩序的精神基礎。“仁”“孝”作為德性倫理原則,在張載《西銘》中表現得最充分,其新意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提出“民胞物與”的理念,擴大了“仁”的實踐範圍;二是使孝行兼具敬畏天地的意涵,成為信仰的一個重要維度,擴大了“孝”的實踐範圍;三是突破了早期儒家強調差等的仁愛觀,謀求平等之愛。第二,“橫渠四句”的太平理念。第一句“為天地立心”的“心”,應指人的道德精神價值,即社會需要確立以“禮”和“仁”“孝”為核心的道德價值系統。第二句“為生民立命”,是把天下的民眾視作命運共同體,用上一句的道德價值作為民眾安身立命的依據,使他們據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第三句“為往聖繼絕學”。張載為挽救“學絕道喪”的局面,擔負起傳承孔孟“絕學”的歷史使命。第四句“為萬世開太平”。北宋時期歐陽修、范仲淹等曾提出“致太平”的方略。張載不僅關注眼下的社會秩序,而且還以更深邃的視野表達了對未來的關切。“為萬世開太平”,是影響至今的中國和平理念。第三,“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錢穆晚年深信“天人合一”觀念是中國文化對世界的重大貢獻。張載在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界定了“天人合一”命題,並從提升精神境界的角度提出了實現“天人合一”的途徑。同時他還強調“本天道為用”,而這需要經由個人修養的實踐、社會治理的實踐和人類參與自然生成過程的實踐等多種途徑。

 

(選自《光明日報》2015 12 21 日第6 版國學特刊《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關學文庫>首發式暨研討會發言集萃》)

 

王美鳳(西安文理學院教授):

 

我參與了《關學文庫》中《關學史文獻輯校》《牛兆濂集》《關學學術編年》三部著作的整理點校與研究工作。回首五年來的研究歷程,感慨良多。其中最深刻的有兩點:

首先是學術研究之“難”。古籍整理是對古代文獻典籍進行審定、校勘、輯佚、注釋等,需要具備歷史學、哲學、文學等多學科領域的知識與技能。作為首次參與古籍點校整理工作的我,起初也像很多人誤解的那樣,以為這是件容易的事情。只有當真正投入到具體工作中,才知個中不易。

《關學史文獻輯校》對散見於明、清乃至民國時期的關學學術史重要文獻加以全面系統地整理彙集,將關學史的主要脈絡與主幹文獻融為一體,在清晰呈現關學史發展演變與歷史傳承線索的同時,又要將關學史相關內容有機結合在一起,相關內容包括馮從吾《關學編》,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增訂補《關學續編》,張驥《關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宋元學案補遺》《明儒學案》《清儒學案》等著作中的關學史文獻節錄等,各部分內容彼此聯繫,又獨立一體。其中的《關學編》及諸《續編》內容既有交叉重疊,又有相互補續,需要進行合理組織編纂,使其可以相互參校,又不失各編原貌;由於各編在歷史上流傳的版本很多,需要對版本源流加以全面考察,甄選善本,遴選校本;此外,古籍整理要求規範應用標點符號,準確標識人名地名,靈活處理錯別字、異體字,以精准的考辨校正原著錯誤等,這一系列的工作,既是對點校者知識基礎的檢驗,也是對點校者信念意志的考驗,是要見真功夫的。需要一字一句仔細斟酌,每時每刻保持謹慎。其中的《關學宗傳》一書涉及關中230餘位元學人,需要點校者對學人們的生平行誼、學術著述進行全面考察,特別是該書附錄大量關學學人的理論原著,其深奧的哲學義理,繁複的象數推衍,是點校者很難在短時間內通曉掌握的,但又無法回避,稍有不慎,就會割裂原文,破壞原意,損毀原書面目,點校工作之難,不言而喻。

《關學學術編年》從時、空兩個維度對關學八百餘年的歷史傳承與發展演變進行系統梳理與研究,以系年的形式,再現關學二百餘位學人及其理論著作、重大學術事件與學術活動等,是國內首部系統梳理關學思想發展的編年體著作,其任務之艱巨,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牛兆濂集》是國內首部關於牛兆濂的文獻整理。牛兆濂作為清末民初關中地區一代大儒,其生事蹟與學術活動為關中乃至全國百姓所熟知,在關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著作的整理出版,對研究清末民初社會轉型背景下的關學發展走向有著極其重要的文獻價值。書中收集的牛兆濂部分詩文、講學答問、鄉試硃卷、生平事略、年譜、家書等資料來自民間,面對殘缺不全、字跡模糊難辨的手抄本和手本,常常望字興歎,對前人所說的“最難不過點古書”有了更真切的體會。

其次是學術研究之“樂”。縱然如上之艱難,我卻樂在其中。可以說,整理的過程,也是我學習成長的過程。我常常為關學學人們艱苦力學的精神所感召,為他們的精神氣節、道德情操所感染。記得一天深夜拜讀馮從吾的著作,為他桿衛學術尊嚴、以身踐道的高尚情操所感動,為他堅持正義、不畏權貴的風骨所震撼。關學學人的精神情操、風骨氣節逐漸成為我前進的巨大推力,才使我與合作者們如期完成了三部著作的整理研究任務,對關學精神增添了更加真切性的感悟與體會。與此同時,提高了自己的學識,對關學史多了幾分全域性的把握和瞭解,這是整理過程中的最大收穫。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五年時間轉瞬即逝。此時此刻我不由想起了參加過20世紀“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鄒逸麟教授說的一句話:“中國的學術發展,往往是由於大項目的帶動。”我想,《關學文庫》就是這樣的一個能夠帶動學術開拓和發展的大項目,它必將迎來關學乃至宋明理學研究的熱潮。同時,隨著這一大型項目的如期完成和《關學文庫》的順利出版,關學就像當年殷墟發現培養了一批甲骨文研究專家那樣,事實上也培養了一批年輕學者。我們相信,今後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秉承橫渠先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投入到關學研究的事業中來,關學也必將迎來真正的復興。

 

(選自《唐都學刊》2016年第3期刊登的《弘揚關學精神,廣大傳統文化》,原標題為《弘揚關學精神,深化關學研究——在<關學文庫>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undefined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版权所有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太白北路229号  邮编:710069

电话(传真):029-88302493  Email:xdxs@nw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