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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与诠释:关学的历史撰述及內涵指向
发布时间:2018-11-08   浏览次数:2653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 关学研究院)

 

【摘要】当今学界对关学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认为关学是关中学术,一种是认为关学是关中理学。在关中理学的理解下,又有多种:一种是认为关学是北宋时期的张载学派;一种认为关学是从张载而下至宋元明清的关中理学;这种观点之下,又对关学的下限有李二曲说、牛兆濂说、刘古愚说的不同。本文则认为,要合理的理解“关学”一词的所指,应该尊重传统,从关学史的建构传统中确立这一词的基本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关学”首先是指关中地区对孔子学说的真正传承;而其范围应该是以张载之后理学在关中的传承者为主体,虽然在历史研究的角度,关学应该有下限,但从传承的角度而言,并没有下限可言。

 

【关键词】关学  关中理学   张载学派   关学编  关学宗传  

 

 

2015年,作为对关学发展近千年来文献整理和系列研究的重大成果——《关学文库》正式得以出版面世。众所周知,以前关学研究受到的主要瓶颈,就是很多关中理学家的著作没有整理出来,所以这次整理,对关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意义很大。我在这套丛书中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对明代关中理学家韩邦奇著作的搜集、整理、点校和对韩邦奇本人评传的撰写。韩邦奇在整个关学中的著作很多,而且涉及面很广,特别是在《尚书》、《周易》方面,他有《禹贡详略》《洪范图解》《易学启蒙意见》《易占经纬》《卦爻三变图说》等著作,在音律方面,他有《律吕直解》《苑洛志乐》。另外他还有对张载《正蒙》做解释的《正蒙拾遗》,在明代《正蒙》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具有标志着自己学术从朱子、蔡沈转向横渠的意思。也是明代关学向张载思想复归的重要标志。他还有《苑洛集》二十二卷,内容涉及军事兵法、诗词曲调、数学音律、序铭碑文、天文历法、地理风水、性理天道等多方面知识,俨然是一个博通大家。根据我对韩邦奇现存著作的整理,其文字量大约有180万之多,再加上他的评传和我为他做的年谱共40多万字,可见韩邦奇研究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在整理韩邦奇著作和撰写评传的过程中,我开始了正式对关学的研究,先是以韩邦奇为重点,考察了他的基本著作、主要思想、思想历程、并对他在关中理学中的地位做了评价。然后在前几年投入到对关学史文献的研究,先后主要完成了对冯从吾《关学编》的考察、对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关学编》补续以及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三人《关学编》合编本的考察。今年还重点研究民国时期的关学研究,前一段时间发现了党晴梵先生在1931——1935年之间完成、1940年代左右开始整理的《关学学案》《明儒学案表补》等手稿,发现了民国时期曹冷泉先生在1941年所写的《关学概论》,以及他在1945年出版的《陕西近代人物小志》等重要关学研究文献。目前,我已经完成《曹冷泉先生关学研究述评》一文,不日将正式发表。对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的整理点校,正在进行。我觉得自己对民国时期关学研究成果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以前,我们对关学研究的述评,往往集中于张载而忽略其他人物;往往集中于建国以后而忽略民国时期,而我对民国时期关学研究的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已经证明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对关学的研究,并不是在建国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民国就开始的。而且,民国时期对关学研究的视角、观点和方法,与我们现在的研究相比,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曹冷泉,他在当时就注意到了日本对张载的研究和评价;比如党晴梵,他已经将杨屾放到与西方哲学的对比中,考察杨屾与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之间的异同了。而这样的视角和维度,在我们当前的关学研究中还不多见。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关学,不能忽略民国时期学者先生们对关学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忘却他们对研究关学、诠释关学、继承关学方面的贡献和价值。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想把自己近年研究关学史的一些心得体会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跟各位同学交流一下。从哪里谈起?我想先从对关学的基本界定谈起。为什么从这个问题谈起?因为目前虽然关学的重要文献已经整理出来了大半,但对关学的研究,对关学基本问题的理解,还在争论讨论之中。除了专门研究关学的学者之外,不仅外地人对关学的认知和了解不够,就是在陕西,人们对关学的了解和认知也是不够的。因此,我想先从对关学的基本理解谈起。 

 

一、现代对关学的基本认识

 

大家知道,“濂洛关闽”是宋明理学的四大流派。这个提法,根据我初步的了解,应该是从明代初期的宋濂开始的。宋濂在修《元史》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这个说法。但是,直到当前为止,人们对关学的了解,除了知道关学的宗师是张载外,对关学的整体了解,还不是很多。因此,我想从现代对关学的界定开始,谈谈什么是关学?我们应该怎样界定关学?关学作为一个学派是否能够成立?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关学? 

 

(一)世俗之见

 

第一类,是社会上对关学的认识。

比如,我在陕西和朋友们交流,给他们说我是研究关学的,他们一般都会认为,研究这个好,现在就是要研究当官之学嘛?这是当官人的理解;还有人认为,这个好,现在是经济社会,就是要研究关系之学,关系就是第一生产力嘛!这是做生意人的理解。还有人认为,啊,你研究的是关公,我有个朋友知道我是研究关学的,就给我送了一本“关羽”扮演者、关公文化大使——表演艺术家陆树铭先生的新书《我遇关公》。盛情难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有搞戏曲研究的朋友,认为我是研究关汉卿的,但实际上我对戏曲一点都不懂。稍微靠谱一点的,认为我研究的是关中之学,关中的学术和文化,这固然没有错,但从严格的角度而言,这样也太宽泛了。如果我进一步解释说,我研究的关学是理学的一派,又有人以为我研究的是理科——现在的数理化中的一类。

以上几种观点都是当今社会层面对“关学”本身的理解。可见,随着理学时代的过去,现在的人对关学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了,以至于在陕西,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关学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也说明了关学需要得到现代的重新认识。

 

(二)学界观点

 

第二类,是学界对关学的观点。

 

1、两种观点的提出

 

现代的关学研究领域,对关学的理解基本上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关学是北宋时期的张载学派。这一观点的现代提出者,是西北大学的老校长侯外庐先生。1959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出版。在本卷的上册第十一章“关学学风与张载的哲学思想”一章(545570页)中,侯外庐先生提出:“北宋时期陕西地方的关学,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并提出“关学当时与洛学、蜀学相鼎峙,但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545页)以后,侯外庐先生的后学如李晓东教授、张岂之先生、龚杰教授都持类似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关学不仅包括张载之学,而且包括北宋而下,金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陈俊民先生。1981年,陈俊民先生在全国宋明理学会议上提交了《关学源流辨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关学”不是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1982年,陈俊民先生发表了《关学序说》,提出:“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明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学派,即宋元明清时代今陕西关中的理学。”他认为,关学是:

 

由申、侯“华学”首开其声,领袖张载独创新论,“倡道关中”,弟子三吕衍其说,李复正其传,至南宋而“式微”、“寂寥”;中经元明,由吕柟、冯从吾“中兴”、“夫续”,累作累替;浸浸乎直到清初,李颙用“儒学”代替“理学”,致使关学“复盛”而终。前前后后,历时七百余年,“关中道脉相传不绝”,其盛“不下洛学”。因而,“独以关学名也”!

 

由此可看,陈俊民先生认为“关学”的属性是“理学”,而不是一般的“关中之学”; “关学”也不止于北宋的张载学派,而是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时代。同时,陈俊民先生有试图以申颜、侯可为关学先声的想法。同时提出,李颙明确提出“理学,儒学也”的口号,同样以恢复“明体适用”的儒学,结终了作为宋明理学的关学。并认为,与李颙同时的李因笃、李柏、白奂彩、王心敬、王宏撰、王徵,“都是关学终结的标识”。后来,陈俊民先生的观点在其著作《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210页),继续得到强调。

 

2观点的发展

 

1)争论

 

这两种观点,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来,发生过两轮争论。但争论并不是直接的讨论,而是通过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进行的。

1980年代的争论。1983年,李晓东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关学的范围及特点》,强调了侯派的观点,提出“所谓关学的范围,就是指关学学派的时间界限和人物、著作,而不是指关中地区理学的时间范围及人物”。同时他提出,“侯、申二人在哲学思想上没有建树,尤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学思想,也没有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思想理论或主张。关学学说的最基本内容,在侯、申二人这里还未出现,再者,二人也没有招收门徒,形成一个学派。所以,侯可、申颜不能作为关学的开端。”

1984718日,侯外庐先生的后学张岂之先生也在与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关学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盛极一时,张载死后,便开始衰落。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关中地区屡遭战火,文人儒生非死即逃,李复等人死于金人之手。关学的传延从此中断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明清关中诸儒被收入《关学编》和《关学宗传》,便将关学的范围延伸到明清二代。”“如果把关学作为一个学派伸延至明、清时代,我觉得似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合。” 19864月,陈俊民在其所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出版。在该书中,陈俊民先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关学是宋明理学思潮中由张载创立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学派,是宋元明清时代今陕西关中的理学(即道学或新儒学)。”

1990年代的争论。1996年,侯派后学龚杰教授在其所著《张载评传》提出,“关学上无师承,下无继传,南宋初年已告终结”。1997年,陈俊民针对北宋之后关中学者与张载学派并无师承关系的驳难,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补充,提出了一种新见:明清关学学者与张载之间虽无“师承”,却有“学承”。他认为,“在‘关学’及整个宋明理学的传衍中,每个理学家的学承,实际要比其师承更重要”,“自张载至李颙,代代学承不宗主一家,不各立门户,多能吸收融会各家之长,而不断丰富充实‘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特点”。

 

2)调和

 

在两派争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调和的观点。

首先是张岱年先生。19857月,张岱年在为陈俊民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所写的序言中提出:

 

所谓关学,有两层意义,一指张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指关中地区的学术思想。明清时代,关中地区的学者大抵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了张载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后来关中地区的学者,大多传衍了以礼为教的学风,而未能发扬以气为本的思想。明清时代,发扬以气为本的思想的,有王廷相、王夫之等,却不是关中人士。张载关学的传衍,表现了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

 

然后是赵吉惠先生的观点。2000年,赵吉惠在此基础上把“关学”概念的含义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他说:

 

“关学概念在历史上向来有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理解与用法。广义的关学,泛指封建社会后期的陕西关中理学(儒学)”,而“狭义关学特指北宋时期以陕西关中张载为创始的理学或关学学派。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十一章所使用的‘关学’概念多取其狭义”。

 

但这种调和,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两派的争论,比如陈俊民先生就明确表示:“我向来不同意‘狭义’、‘广义’之说。‘关学’既然是历史上一种学说概念和学派概念,就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可纠缠在‘关中的理学’还是‘理学在关中’、‘关学’还是‘关中之学’之类的概念游戏之中。”200712月—20083月,《中和学刊》主编韩星对陈俊民先生做了一次采访,陈俊民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3)综合创新

 

大约在21世纪初,出现了我称之为综合创新、分别研究的两种观点。综合创新派,以业师刘学智先生为代表。2001年,业师在《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一文。文中提出:与张载学脉相通的关中理学”的观点。近年,业师又将前期观点深化,具体表述为“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包容开放的学术流派。”“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一直在关中地区得以传衍和发展,并在其传衍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张载学脉相承、相继、相延之关中理学。” “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的统称;而狭义的关学,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事实表明,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从此可以看出,刘学智先生认为后期的关中理学不仅与北宋关学存在学脉相承的关系,还存在学脉相通的关系,并且具有综合两种观点的趋势。由此不难看出:先生与以上陈俊民观点的关系,以及与赵吉惠、侯派观点的渊源。

 

4)分别研究

 

分别研究的观点,主要是林乐昌老师的观点。2013年,林乐昌在《中国哲学史》发表《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文中提出:

 

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

 

林乐昌先生认为,作为一种统一的关学似乎难以成立。“本文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那种把北宋至明清关学从整体上视作由张载创立的一个‘独立学派’的观点似难成立”。他主张分为时代进行研究,注重关学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能够有效解释从北宋关学至明清关学的关学概念?在本文看来,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北宋关学与明清关学之间,虽然有其统一性,但毕竟又有明显的差异性,故对二者应当有所区分。”也是一种有益的观点,有助于对关学研究的深化。

 

纵观以上观点可见陈俊民刘学智林乐昌先生虽然对关学的下限关学的研究方法认识有所不同但都主张关学并不仅仅是张载之学而是包括张载在内的宋元明清的理学因此这种观点和认为关学仅仅是被宋张载学派的观点形成了两类对立的观点。进而,大家都认为关学的属性是理学流派,而不是地方学术和文化的概称。

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关学的范围呢?我认为,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关学”的界定,首先要尊重传统,因为传统是构成大家共识的基础,也是展开研究的基础。而一种具有共识性的观念,必须满足以下几点需要:1)首先必须具有自我认同性,即自己自觉的接受了这个名称,并赋予其基本的内涵,2)其次,自我继承性。这个名称和内涵,在后世较长时间范围内得到同行范围内的公认;3)其三,他者认同性。这个名称和内涵,也得到他者的认同。我觉的在这个前提下,关学的概念才能成立。下面,我们就从历史撰述的角度,谈一谈关学这个概念是怎么启用的,他所指的对象到底如何。

 

二、历史上关学名谓的初步提出

 

(一)北宋时期:关学实体的创生

 

通过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人们对关学的基本认识是:关学的基本属性是理学,他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张载。张载不仅是关学的创始人,而且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张载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在他的时期,在他身边就聚拢了一批以张载为核心和领袖的,以关中籍士人为主的群体。根据前人的记载以及我的考证,张载门下的关中弟子有: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张舜民、李复、潘拯、刘公彦,另外,张载的弟弟张戬、蓝田吕氏中的老二吕大防也是张载的支持者。这些都是关中人。另外,关中之外,张载的弟子还有山西的薛昌朝、山东的田腴、福建的邵清。可见,在北宋时期,张载不仅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体系,而且有着自己的追随者,他和他的追随者主要在陕西的关中,所以这个学派的成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张载学派并没有独立成为学派的意识,他们更注重的是对其他学派的交流,大家以共同建构儒学的价值体系为共同任务。而和张载及其弟子交游的,主要有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韩琦、富弼、范仲淹、吕公著、邵雍,但主要是洛阳的二程。全祖望就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

可见,北宋时期的张载学派是成立的,但他们没有这个学派意识和地方意识,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关学”这个名称。

 

(二)南宋时期:关学名谓的提出

 

“关学”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根据文献的考证,我们发现主要是南宋时期。

首先,根据全祖望的记载,这一名称的提出者,是南宋的吕本中。《宋元学案》卷六是全祖望所补《士刘诸儒学案》,他在“关学之先”《殿丞侯华阴先生可申先生颜合传》下有一段按语说:

 

祖望谨按:吕舍人本中曰:“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泰山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大之。”然则申颜先生之有功关中,亦已多矣。而先生为之死生之友,观其所学,非腐儒之无用者,而《宋史》仅著之《义士传》中,予故特表而出之。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祖籍莱州,寿州(治今安徽凤台)人。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玄孙,哲宗元佑年间宰相吕公著曾孙,荥阳先生吕希哲孙,南宋东莱郡侯吕好问子。他的曾祖吕公著曾经举荐过张载,他的父辈都和张载有交往。所以他对张载学派比较熟悉,他除了提出“关学”这个词用来指张载兄弟为代表的学派之外,还在他的著作《童蒙训》中提及了张载、张戬、吕大临、范育、张舜民、田腴等关学人物以及关学之先的申颜、侯可,与关学有渊源的周行己的人。其中着墨比较多的是田腴。盖“田腴诚伯,笃实士,东莱公与叔父舜从之交游也”。(吕本中:《童蒙训》卷上)

但是,这个文献毕竟是间接的引用。我们至今还没有在吕本中的著作中找到这句话原话的出处。而在《童蒙训》中,吕本中有:“关中始有申颜者,特立独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为之起,从而化之者众。其后二张更大发明学问渊源。”之语,谢山所说,或为间接引用,未必确实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文献中,发现了一个比吕本中稍晚的人启用了“关学”这个词。这个人就是刘荀。刘荀,字子卿,是北宋政治家刘挚(10301098)的曾孙,曾先后师承于胡寅(10981156)与张九成(10921159)。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大多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大约生活在南宋孝宗年间。刘荀在他的著作《明本释》的卷上中“横渠张先生”下有一段注解中提到:

 

名载,字子厚,居凤翔郿县之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此书所记吕大临、苏昞、范育,皆其门人也。

 

根据台湾学者陈韻竹考证,《明本释》当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十四年之间(11731187)完成。《明本释》在清代曾经一度亡佚,直到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将此书的内容节录出来。而后王梓材、冯云濠在《宋元学案补遗》中,也引用了刘荀的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可以作为“关学”名称提出的确凿论据。

由以上两点隐约可以看出:早在南宋时期,人们已经用“关学”这个词来指北宋时期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学派了。我想,之所以叫关学,除了当时对张载之学的认识外,还与关中沦陷的意识有关。所以启用这个名称,可能有怀念故地的情分在里边。侯外庐等先生的观点,未必与这两个人有直接的渊源,但也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两个观点都不突出。在当时以及后世的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过多的用这一提法。吕本中的提法是全祖望发现的,刘荀的提法是后来在清代的时候才发现《明本释》的,所以这两个人的提法,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关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名称的出现,首先基于距离这两个人500年后的冯从吾。

 

 

三、关学历史撰述的出现和延续

 

吕本中、刘荀提出“关学”的说法,并且用“关学”这一词来指张载学派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关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名称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关学这个词内涵的接受和广泛认同,是从距吕本中、刘荀这两个人大约500年之后的冯从吾开始的。

 

(一)明代后期关学编的创制

 

在张载学派之后的一百年,关中沦陷为金地,随后又沦陷为蒙元,理学很长时间在这里没有得到传播。到了蒙元时期,姚枢随忽必烈南下征宋,俘获了朱子学的传承人赵复,此后理学才渐渐在北方传播开来。在关中,虽然在金末有两位杨,一个是杨奂,他是隋代杨家皇室的后人,赵复与他有交往,还给他的集子写过序,但他的影响主要是诗词文学方面,和张载学派的关系不大;另一个是杨天德,但他在金代主要是做官,直到金朝灭亡后才学习程朱之学,影响也不大。在蒙元时期,关中理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北方著名的理学家许衡来陕。许衡在陕西做过六年主管教育的官。这一时期主要是杨天德的儿子杨恭懿、以及随后的萧㪺、同恕,合阳的岳景山、蒲城的侯均等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是接受朱子学,没有多少思想的发展。到了明代,随着薛瑄之学在河东的兴起,所以关中理学也发展起来,先后出现了王恕、王承裕、段坚、周小泉、薛敬之、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南大吉兄弟等很多有影响的理学兼爱,当时的确很兴盛。但还没有出现有人把自己叫做关学学派。

 

关中理学在明代中期的中兴,大约延续了100年,到1556年关中发生大地震,韩邦奇、马理等人陨落,这一时期的关学就终结了。但也就在这一年,关中一位大儒冯从吾出生了。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晚明西安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著名学者。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袁可立、高盘龙同科,官至工部尚书,创办关中书院,人称关西夫子。冯从吾是明代关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的集大成者,并是东林党在西北的领袖。

 

1506年,冯从吾五十岁的时候,他在山里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关学编》。这是关中理学家第一次启用“关学”这个词。那冯从吾的“关学”是什么意思呢?在《关学编自序》中,冯氏说:

 

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

 

由此可以判断,冯氏所谓的“关学”,就是此中所言的“关中理学”。那他的“关中理学”又指什么呢?冯从吾没有明说。但我们知道,冯从吾的《关学编》的撰写,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关中理学”的基础上的,通过对冯从吾《关学编》中所录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其所说“关中理学”的内涵。

     

     查《关学编》,可见其中首卷列秦子、燕子、石作子、穰驷子这孔门关中四子,而正编中:卷一正式立传者为宋代横渠张子等9人,附传1人;卷二正式立传者为金、元两代杨君美先生9人,附传3人,卷三、卷四正式立传者为明代段容思先生15人,附传7人。全书从张载开始一直到与他同时而已经去世的王秦关,正式立传者是33人,附传者11人,合计44人。全书统计起来,一共48人。

 

48人的地理分布,是以现在陕西关中为核心,并向西延伸到兰州一带;这48人的时间分布,除了先秦的孔门四子之外,是从北宋到金元明。由此可见,冯从吾“关中理学”的主体,是以当时的关中为地域范围,而时间范围是从北宋代明代的。如果加上孔门四子,则先秦这一段也算在内。如果从这些人的学术渊源来看,虽然都是理学,但有师承孔子的,也有师承或渊源于周、邵、张、程、朱、王的。所以,冯从吾的“关中理学”,并不仅仅是北宋的张载学派,而是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上讲,关中理学就是张载而来关中地域所流传的各种理学流派;广义上讲,还包括了师承孔子的关中弟子。冯从吾说:“学者俯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诸关学君子,“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 他所理解的理学,本质上是孔学的真传;其范围,则不仅包括宋代而后的周张程朱陆王各系,还有先秦的孔门四子。很明显,冯从吾的理学观带有明显的道统色彩。

 

这样,冯从吾不仅把“关学”这一名词作为“关中理学”的简摄,将之不仅自觉的将其用于其著作名称之中,而且将其作为其所指涉史学对象的整体泛称,以及其构建关学史的基本标准。所以我们说,冯从吾在关学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在关中理学家中,他第一次用了“关学”这个词,第一次为“关学”这个词赋予了“关中理学”这个基本的内涵;第一次以这个内涵为基准,给关中的理学家立传写编。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冯从吾给“关学”所赋予的这个意义,以及为关学做编的做法,后来都被后人接受和继承下来了。

 

(二)清代关学编的补续合编

 

冯从吾之后,关学这一概念逐渐为人所接受,不仅关中的理学家如清代的王建常、李二曲、李元春、牛兆濂等人都普遍的在“关中理学”的意义上运用“关学”这个词。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接受了冯从吾的以“关中理学”为关学的观念,同时沿袭冯从吾所确立的《关学编》的体例,对关学史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补充、续入和整合,在这个过程中,贡献最为突出的关中理学家,是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和柏景伟。 

 

1、两条路线的关学编续补

 

1)王心敬

 

首先对《关学编》做补续的人是王心敬。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澧川,学者称丰川先生,陕西鄠县人。感于冯从吾之后关学传述不远,王心敬在对冯从吾《关学编》史学意识的继承和创新下,对《关学编》做了首次补续。他的《关学汇编》,大约是在雍正四年(1726年)完成的,这比冯从吾的《关学编》,大约晚了一百二十年。除此之外,在他对《关学编》进行续补的过程中,关学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泾阳的王承烈也参与了修订。而在他编订之后,三原的周元鼎(17451803)在嘉庆七年(1802)刊刻冯从吾的《关学编》和王心敬的《续编》时,并为王心敬做传,入于《关学续编》中。所以我们把对《关学编》的这一次续补,叫做王心敬—王承烈—周元鼎一系的续补。

王心敬的这个《关学编》,也有自己的特色。他除了收入冯从吾的内容外,他主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二:第一,就是续入冯从吾《关学编》之后,自冯从吾到李二曲等关中的理学家;第二,就是对冯从吾《关学编》中张载之前的人物做了扩充,比如直接追到了上古之伏羲、商之泰伯仲雍、周之文王武王周公,以及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杨震。这说明他虽然采取冯从吾“关学”的基本内涵,但对关学的范围认识和冯从吾不一样。其特点是:1)冯从吾认为理学以孔子为宗源,王心敬则认为理学更有渊源,以远溯乎上古,故而伏羲是关学之“鼻祖”,文王为关学之“大宗”; 2)冯从吾《关学编》,是以收录家在关中的理学家为限,而不考虑籍贯或者出生地、死亡地,而王心敬则认为董仲舒“老关中,卒关中,并葬关中也”,故将之也收入。3)冯从吾的《关学编》是“是编专为理学辑,故历代名臣不敢泛入”,“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理学诸先生”,而王心敬认为:“气节本自中诚,安在非即理学”,故而收入东汉的杨震。这样,理学的范围更加的广泛,而人物入编的地理标准也更加多元化了。而后,王承烈亦接其余绪,在王心敬的基础上补入东汉挚恂、马融二人。周元鼎则在此基础上为王心敬做了传。所谓我们把这一个续补系列,称之为王心敬—王承烈—周元鼎续补系列。

由王心敬补续、周元鼎增补的《关学编》,有清乾隆王氏家刻嘉庆七年(1802)本,藏于山西大学图书馆,齐鲁书社1996年据此本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6册。此书文本卷首依次为王心敬《关学编序》,余懋衡、李维桢、冯从吾所作《关学编原序》三篇,张舜典《关学编后序》,王心敬所定十条《关学编》凡例。然后是目录。正编分六卷,第一卷王心敬所新增六圣人,卷二依次为孔门四贤、王心敬新增汉儒董仲舒、杨伯起二人,冯从吾原编宋儒九人;卷三为冯从吾原编金儒一人、元儒八人、卷四为冯从吾原编明儒七人(附二人);卷五为冯从吾原编明儒八人;卷六为王心敬新增明儒六人、清人一人,及周元鼎所作王心敬传。卷末为周元鼎所作《后序》。

 

2)李元春

 

其次对《关学编》做补续的人是李元春。

李元春(17691854),陕西朝邑人,世称桐阁先生。李元春对《关学编》的续补,是在道光十年(1830)完成的,这比王心敬的续编,大约又晚了一百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之前,在朝邑做学师的中卫人刘得炯,已经开始对《关学编》做续补,他的贡献,就是为《关学编》做了一个序,把冯从吾也列入也列入《关学编》,同时还写了清代朝邑另一位关学大家王建常的传记。李元春对《关学编》的续补,是他和自己的儿子、学生一起完成的,他主要做的是补,而他的儿子和学生主要做的是续。因为李元春对关学编续补是在刘得炯所续冯从吾、王建常二传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的,而在李元春之后,他的门下弟子三原贺瑞麟又续入了李元春等七人,所以我们把这个序列叫做“刘得炯——李元春——贺瑞麟”续补系列。

 

李元春的做法是:第一,基于冯从吾的《关学编》,在原编的基础上,补入了宋代张载的弟子游师雄,明代的刘玺、刘儒、刘子诚(弟子諴附);第二,续入冯从吾《关学编》之后,自冯从吾至二曲门人等关中的理学家十余人。他的续补,基本上更贴近冯从吾《关学编》所确立的原则。但也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有所拓展。这主要是对于游师雄的补入。根据冯从吾《关学编》中《季明苏先生》传所言,“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师雄师横渠张子最久”,可见冯从吾是知道游师雄为张载门下弟子的。但冯从吾并没有为游师雄立传。其中原委,或为冯从吾难以找到游师雄的资料,或者认为游师雄不能归入“理学”范围而不录,其中具体缘由不得而知。但李元春在补入游师雄的时候则提出:“游师雄授业横渠,载之《宋史》,学术几为事功掩,然事功孰不从学术来?此疑少墟所遗也。”所以他特意补入游师雄。这样,似乎冯从吾原来确定的明确以“理学”为范围而不载“气节”的说法又被拓展了。

 

需要指出的是,王心敬卒于乾隆三年(1738),刘得炯《刻关学编序》撰于乾隆丙子年(1756),李元春《关学续编序》撰于道光庚寅年(1830),王心敬自然不得见刘得炯、李元春所补编刊行之《关学编》。而王心敬的《关学续编》已经将冯从吾入编,其续编中李二曲之后所附“同时诸子、及门诸子”中也有王建常的小传。然刘得炯在补续《关学编》时,仍以冯从吾、王建常入续编;李元春又补入二曲,且对王心敬之《关学编》续补不置一词,可见刘得炯、李元春二人,也没有看到王心敬对《关学编》的续和补。李元春在为《关学编》作续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过王心敬的续补。而且,王心敬一系和李元春一系对关学的续编,是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的。这首先表现为他们虽然都是理学家,但倾向是不同的。王心敬出自二曲门下,他倾向于心学,走的是综合程朱陆王的路线;而李元春贺瑞麟是不接受陆王心学的,他们走的是坚守程朱的路线。由于这个倾向不同,再加上认知范围的不同,所以他们对关学的抒写也就不同。所以我们认为,清代关中学人对《关学编》的这两次续补,并非单线进行,而是分为两系:即王心敬—王承烈—周元鼎一系(简称王系)、刘得炯—李元春—贺瑞麟一系(简称李系),这两系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向续述了从冯从吾——李二曲的关学学人,并对原编做了补述。

 

2、柏景伟主持的《关学编》整合

 

到了晚清,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将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的关学编整合的趋势。这一具体的工作,是由长安柏景伟主持,三原贺瑞麟和咸阳刘古愚共同参与的。其时间,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这比冯从吾的《关学编》晚了285年,王心敬的《关学续编》晚了165年,李元春的关学续编晚了大约60年。这次对《关学编》的整合,是柏景伟主持的。但是,由于当年柏景伟就去世了,所以到他去世后,这个合编的《关学编》才面世。而贺瑞麟和刘古愚在某些问题的认识和柏景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后来面世的本子中,特别是贺瑞麟和刘古愚的序言中有所体现。

柏景伟对《关学编》的整合,主要基于他的理学观点。他的观点是认为王学与朱学不分门户,相互统一。而这一代表,正是冯从吾。柏景伟认定:“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则冯恭定公也。” 而后“二曲、丰川超卓特立,而说近陆、王。”,“桐阁博大刚毅,而确守程、朱。”,王心敬、李元春从不同角度对冯从吾之后《关学编》的续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清代关学内部“尊朱”和“崇王”两种倾向在关学传统史学建构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得益彰的特点。因此,他主张《关学编》的合订,应该尊重冯从吾《关学编》所定下来的体例,因此他主张以冯从吾《关学编》原编为本,将王、李两种不同文本删定合编。他的具体做法是:以冯从吾原编作为前四卷之外,其续补编则分别以王丰川(王心敬)—周勉斋(周元鼎)所续作为第一卷,桐阁(李元春)所续作为第二卷,贺复斋(贺瑞麟)所续作为第三卷。补续合计,共为三卷。这是柏景伟所刻的《关学编续编》本的四个文本来源。

但是,对于王心敬—周元鼎以及李元春的《关学编》续补两种文本,柏景伟并不仅仅是简单拿来纳入其中付刻了事,而是对其做了多处删定。具体表现如下:(一)对王心敬—周元鼎续编本。将王心敬在孔子之前补入的伏羲、泰伯、仲庸、文王、武王、周公六人,在孔门四贤之后补入的董仲舒、杨伯起二人删去,并删去其所定之《凡例》十条以及圣、贤、儒等品目,一仍冯从吾原编之旧;对王心敬所续入自冯从吾至李二曲部分,除删去《元洲单先生》下王心敬一段按语外,依其所订录入。(二)对李元春续补本。略去其原本中录入冯从吾《关学编》中内容,仅保留其补入内容。续编部分,则除去与王心敬所补人物重复内容,即《仲好冯先生》(冯从吾)、《鸡山张先生》(张舜典)、《复斋王先生》(王建常)、《二曲李先生》(李颙)、《丰川王先生》(王心敬)、《含中张先生》(张秉直)、《相九马先生》(马相九)七篇,作为第二卷。由此可见,柏景伟的沣西草堂本并不仅仅是将王、李补续本连同冯氏原编、贺氏再续编简单放在一起重刻,他对王、李二人之补、续,还做了重大的删定。

但他的观点,贺瑞麟不认同,他认为程朱是孔学门户,而陆王不是。其次,对于具有西学倾向的人物,比如王徵,柏景伟开始是不赞成收入的,他有犹豫,但还没有结论,就去世了。这成了一个疑案。而刘古愚是认为应该收入的。所以我们发现,最后出版的综合版的关学编合编,就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总之而言,大家都认同接受冯从吾的概念,认为关学的宗师是张载,他一直延续下去。

 

(三)异地和现代学术视野对关学历史撰述中基本概念的认同

 

1、异地学者的接受和认同

 

冯从吾的《关学编》完成后,就受到了同时代关中内外学者的赞誉。如福建婺源的余懋衡在万历戊申年(1608)为该书写的序中云:“其书以“关学”名,为‘关中理学’而辑,表前修,风后进,用意勤矣”。湖北京山的李维桢亦说;“故关学明,而濂洛以下紫阳之学明,濂洛以上羲、文、周、孔之学亦明矣。”而冯从吾的朋友陕西岐山的张舜典于万历己酉年(1609)也在《关学编后序》中提出:“奚独以‘关学’名也?关学之编,少墟冯侍御为吾乡之理学作也。”可见,冯从吾的《关学编》完成之后,并没有人对他的“关学”提法提出质疑,而是接受认同了。更为重要的是,到了明末清初,冯从吾的“关学”这一提法,还得到了关内外学术史家的接受和认同。

 

冯从吾关学的提法及其内涵在清初也得到异地学者的认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黄宗羲全祖望等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设立了《河东学案》上下(卷七、八),以及《三原学案》(卷九),其中即为明代中期关中的重要理学家。同时在《三原学案》序录中说:“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起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全祖望等的《宋元学案》及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补遗》中,也接受了关学的说法。这不但表现为全祖望在他为《宋元学案》补作的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提出了“关学之先”这个称谓;而且在《宋元学案》第三十一卷《吕范诸儒学案》的序录中提出“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提法,并“为关学补亡。” 另外,清代道光时候的鄞县人徐时榕的《季仙先生遗稿 就有一篇《关学源流考》。

 

到了民国时期,四川双流人张骥做《关学宗传》,他也基本接受了关学这一名称。从内容来看,他收录了横渠以下到刘古愚的关中理学家236人,而且还提出,在刘古愚之后还有三水萧筱梅、临潼郭希仁、高陵白悟斋、蓝田牛梦周等“关学之晨星硕果”。而仅仅把横渠之先的侯无可、申颜作为附录,可见他的关学,已经打破了道统的观点,而将张载之后到他那个时期的关中理学家都收入。所以他的关学,应该就是横渠之后的关中理学。不过,张骥所理解的关学,显然比前人都广泛。他在《关学宗传例言十二则》的第一条就提出:“本编纂集以理学为范围,惟名臣如石渠,吏行如湭西,文学如太青,皆学术深纯,粹然儒者,当与圣门四科之列,不得以其有政事、文学,屏之儒门之外,故并及之。”

 

2、现代学术的接受和认同

 

进入现代学术视野之后,民国的学者也普遍接受冯从吾以关学为关中理学的观点。兹举以下三例为证。

1931年,党晴梵先生发表的《陕西文化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中,他在扼要的叙述了从张载到刘古愚的关学的发展之后,说:

 

叙述到这里,有特别声明的,就是自宋之横渠,到了晚近学者,所谓“关学”的一脉,莫有一个不是磊磊落落有气节的。他们成千年来的学者,实在是立品处,皆能代表社会,为社会的模范,时时可以转移社会。他们的讲学,是处处讲实用,处处以身作则,决不是与社会不相干的,所以称为支配文化的中心人物。黄梨洲先生(宗羲)在他所著的《明儒学案》上,大书特书曰:“风土之厚,而又加之以学问者”,便是颂扬陕西的学者,实在就是充分的认识了陕西的文化。

 

由此可见,党晴梵先生认为关学就是从横渠到刘古愚一直延续。这和此前《关学编》的作者是基本一致的。大约在1944年前后,党晴梵将自己此前所做《康乃心先生之著作及其故宅》(19338月完成)、《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19354月完成)、《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193553日完成)、《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193569日)四篇文章何在一起予以修订,定名为《关学学案》,这说明他认为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关学家。

 

曹冷泉于1941年完成的《关学概论》,则是民国时期对关学进行综论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在本文一开篇就提出:自宋,张载讲学于关中后,后世学者遂以张载所代表之学说,称之为关学,故所谓关学具有学派的意义。此即扼要点明:关学不仅是后世对张载所代表之学说概称,且具有学派之意义。对于关学之属性曹冷泉先生在本文亦明确点出:关学为中国理学之一部此即点明了关学的理学属性,将之与世俗所误解的关中学术或关中文化区别开来。那么这一关学之历史范围为何对此曹冷泉先生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关学的沿革中,按照关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叙述了关学从张载开始历经宋金蒙元明清的流变,其下限,则至于民末清初被其称为关学别子的刘古愚和朱佛光。这足以表明,曹冷泉先生所认定的关学的时间范围,是始于北宋而至于民国的。以上观点皆构成曹冷泉先生对关学之基本认识如此则曹冷泉先生所谓之“关学”,则当以横渠为代表,始于北宋而延至民国,且具有学派之意义。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文献是,1943年,王恭在《新西北》第6卷第8期发表了《关学宗传(待续)》一文。这篇文章的基本特点,是根据张骥的《关学宗传》,对其中所列264人分别列出朝代、姓名、字号、籍贯、关系、事略、学说(语文录)、著作、卒年月日等项,简明的展示关学基本情况。由此可见,作者也是接受和认同关学是张载之后的关中理学的观点的。 

通过以上的事例,即可说明:这时候的史学家,也已经认同和接受了冯从吾的说法,以“关学”作为关中理学的代名词了。而其范围,则不仅包括横渠及其门人,而且也包括此后明代的关中理学家。

 

四、“关学”名谓下入编原则的应用及其拓展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关学”这一名谓的基本内涵是“关中理学”,这是冯从吾以来到建国之前不同时期人们对关学的共识。但是除了认识到关学就是“关中理学”这个基本事实之外,我们还需要对“关中理学”的原则的拓展有所了解。

 

(一)“关学”名谓原则的应用

 

前面我们说,关中和理学两个概念是冯从吾编撰《关学编》的两条标准。也就是冯从吾是按照地属关中、学为理学两个标准交合在一起,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理学家的。但是怎样的人才算是关中人?怎样才算是理学家?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对关中和理学有明确的认识之外,还必须对此有明确的标准。对此,冯从吾虽然没有明言,但我们也可以从冯从吾的《关学编》中寻绎出一二。

 

首先对于人和关中的关系。

 

以怎样的原则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关中人?根据《关学编》入编人物,可以看出:冯氏所判定某一理学家是否为关中人,所采用的标准,是以其本人的家庭、家族所在地为依据的,而不是籍贯、生地、仕地等其它因素。如张载,祖籍大梁,但冯氏采用习说,以其卜居眉县而为郿人;吕氏四兄弟,“其先汲郡人”,因其祖“通葬蓝田,子孙遂为蓝田人。”吕域,“其先河内人。金末,父佑避乱关中,因家焉”,由此可见不以籍贯为据;再如王承裕“生于河南宦邸”,然其家在三原,冯亦收入,此不以生地为据之例;而张鼎、韩邦奇、南大吉出仕均不在关中,但其家在西安、朝邑、渭南,冯氏仍以关中理学家收入,此不以出仕地为据而以家为据也。由此可见,冯从吾对一理学家是否为关学人物的判断标准,是始终如一的以其本人的家庭或家族所在地为准则。

 

其次,是对人和理学的关系。

 

以怎样的原则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理学家?这个问题远比地理归属的判断复杂,结合冯从吾的有关论述和《关学编》的内容,可以确定,其基本原则主要有三:

首先,在价值上折中孔子。冯氏谓:“学者俯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冯氏认为诸关学君子,“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这即是在承认关学人物在学术源流、思想观点、为学功夫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对彼等学术总源流的肯定。按照这一标准,他并不以张载为学术渊源上的宗师,而是认为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即冯氏虽然肯定张载于关中首开“倡明斯学”之功,然其论学之皈依,并不在张载,而在孔子。其所谓“诸君子之学”中的“诸君子”,当是其《关学编》所收入、包括张载在内的关中理学家。此序下亦有“横渠诸君子将旦莫遇之矣”一句,亦为一证。冯氏认为诸关学君子,“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这即是在承认关学人物在学术源流、思想观点、为学功夫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对彼等学术总源流的肯定。冯氏的这一观点,亦为后世补续关学者所认同和继承。今世论关学,往往以横渠为折衷,似与冯氏此一观念不同,值得深思。

其次,在学统上归属五家。冯从吾言:“圣贤之学,理学也。六经、四书,渊渊理窟,粹乎弗可选也。宋濂、洛、关、闽以及国朝河津诸儒语录,虽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经,梯航万世,邹鲁以来,此为嫡传。” (《理学什一序》)又曰:“朱、陆、薛、王不同,而同为儒,总之皆吾师也。“(《答张居白大行》)此即是以张、周、程、朱、王之学,为理学之正统。对于此五家之重要性,冯氏曰:“吾儒当以孔子为宗,而颜、曾、思、孟、周、程、张、朱皆诵法孔子,后学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学当以孔子为宗,而周、程、张、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学千里矣。以周、程、张、朱为非,以孔子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则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独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为宗则可,以孔子自任则不可,即此一念,去学万里矣。”(《辩学录跋》)所以,关学在学统上,虽然以孔子为宗,但也必须以张、周、程、朱、王为津梁。同时,至于汉唐诸儒以及王安石的“新学”等,冯从吾的《关学编》并没有列入这些人物。其中原因,在于冯氏认为关中汉唐诸儒并非出于理学,对于安石之学,则批评为甚,此见《太华书院会语》。

其三,在实践上践履为本。冯从吾主张:“圣贤之学总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见得。”(《答杨原忠郡守》)纵观冯氏《关学编》,其所入编人物所记载事项,大略有以下四类:其一,概况。主要包括姓名字号、家庭故里、出仕履历、著述门人、赠谥评述等;其二,修身。主要包括好学志道、学承宗范、为学主张、人格气象等;其三,处事。主要包括家训教化、为政易俗、抚恤济难等。然冯氏之主要笔法,即是摄取传主生平中之重要事件,以见其人格精神。其中固然有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或有一家之言而著述成作,如张载、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杨奂、宋规、杨恭懿、萧维斗、同恕、程瑁、段坚、张鼎、薛敬之、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杨爵、郭郛、秦关王等人,但这也并非构成关学人物的必然条件。如冯从吾《关学编》所记,张戬、吕大忠、侯仲良、刘愿、杨天德、韩择、侯均、第五居仁、张杰、周小泉、王爵、李在中、李仲白、吕潜、张节、李挺等人,虽然没有建立自身思想体系或者没有著述传世,但是其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信奉诸理学家所传承的孔子学说,并落实于具体的生活践履之中。无论向学、修身、从政、事亲、传教,都秉承儒家学说,以孔子为根本。因此,冯从吾“关学”中“理学”的基本标准,是是否通过理学的渠道认同孔子,并在此基础上实际践履孔子的伦理道德。再反观之,可以发现冯从吾《关学编》所收入的人物,无论其在思想学说层面有无建树,也无论其有无著述成果,但都无一例外的保持尊崇理学、认同孔子、注重践履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作为冯氏判断一个关中人是否能成为理学家、是否能入编的一个学术标准。

如此,可得出一结论:冯从吾的理学,实际上具有孔学正传的意义。它从内容上包括孔门直传和间接传承两个部分。而所谓的间接传承,实际上就是张周程朱陆王。而冯氏笔下之关学,更重要的是近承理学而遥尊孔子。他认为是不是一个理学家,最为重要的不是他有没有著述立说,而是他是否接受孔学而躬行实践。所以,冯从吾笔下的关学史,更多的体现了道德实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史、思想史、观念史、学术史。虽然,思想学术的建立,也是关学史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并非冯氏关学的最重要指向。

 

(二)“关学”名谓下入编原则的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当后人在认同和接受冯从吾“关学”为“关中理学”这一内涵的前提下,其对“关中理学”的理解也在不断的拓展。这除了历史向下延伸的因素外。还主要表现为对关中地域和理学外延的拓展。

 

首先,关于关中地域范围及其入编原则的变化。

 

如前,冯从吾“关学”中所谓的“关中”,并不以现代的关中为限,而是以当今关中地区为核心,向西北辐射延伸,包括当今陕甘两省以渭河流域为基本范围的关中地带。但冯从吾并没有给关中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比如:陕南、陕北,算不算是关中?这些地方出现的理学家,应不应该收入?对此,也许是当时关学还没有传播影响到这些地方,所以《关学编》无法呈现;也可能是这些地方有关学家,但冯从吾不知道;或者是冯从吾压根就认为这些地方不属于关中,所以即使这些地方有关学家,也不能收入。由于冯从吾对这个问题没有界定,所以随着关学的发展,后世的关学编也出现了将这些地方理学家收入《关学编》的情况。如王心敬著《关学续编》收入二曲弟子杨尧阶、杨舜阶兄弟(商州洛南人);李元春《关学编》续补收入刘玺(宜川人)、刘儒(中部人,今黄陵县)、赵应震(肤施人)、谭达蕴(城固人);张骥编《关学宗传》收入元代郝巨卿(韩城人)、岳景山(合阳人),明代王懋德(韩城人)、郑处善(肃州人)、廉清夫(白水人)、杨叔用(肤施人)、艾西麓(米脂人)、刘一轩(宜川人)、姚钦印(延安人)、赵廉夫(肤施人)、清代刘波(陇州人)、史星烂(安定人)、缑拙庵(鄜州人)、贾天禄(吴堡人),以上为关中以北而延伸到陕北一带;而所收入谭士奇(城固人)、龚若晦(南郑人)、薛尺庵(雒南人),则说明其关中地域,也延伸到秦岭以南。以上从清代到民国对关学的续补,不仅表明王心敬、李元春、张骥观念中的“关中”,已经较冯从吾有了很大的扩展,也表明关学随着自身的历史发展,其影响也突破传统的关中地域,对关中地域南北较远的黄土高原和秦岭南麓都发生了影响。

除了对“关中”地域的理解之外,王心敬还突破了冯从吾以家在关中系人的原则,收入董仲舒,但对其这一做法,后世并不认同,《四库全书总目关学编五卷提要》云:“董仲舒本广川人,心敬以其卒葬皆在关中,因引入之,亦未免郡县志书牵合附会之习也。”而清末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重编《关学编》,则认为其“非恭定所编例,去之。”(刘古愚:《重刻关学编前序》)由此可见冯从吾所定以家庭、家族所在地为系地原则,一直为后世遵循。

 

次,是对理学的认知范围及其入编原则的扩充

 

比如对于理学,冯从吾认为理学以孔子为宗源,王心敬则认为理学更有渊源,以远溯乎上古,故而伏羲是关学之“鼻祖”,文王为关学之“大宗”;所以他对冯从吾《关学编》中张载之前的人物做了扩充,比如直接追到了上古之伏羲、商之泰伯仲雍、周之文王武王周公。不过,王心敬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关学编五卷提要》云:“从吾所纪,梗概已具,心敬所广,推本羲皇以下诸帝王,未免溯源太远。” 除此之外,冯从吾是严格按照理学的标准收录人物的,冯从吾的《关学编》是“是编专为理学辑,故历代名臣不敢泛入”,“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秦汉隋唐时期的儒学,也不在其所谓“理学”范围之内。而王心敬认为:“气节本自中诚,安在非即理学”,故而收入东汉的杨震。而后,王承烈亦接其余绪,在王心敬的基础上补入东汉挚恂、马融二人。对于王心敬、王承烈以上的做法,清末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重编《关学编》,也认为其“非恭定所编例,去之。”但是,李元春也在其《关学编》补续中特别补入游师雄。根据冯从吾《关学编》中《季明苏先生》传所言,“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师雄师横渠张子最久”,可见冯从吾是知道游师雄为张载门下弟子的。但冯从吾并没有为游师雄立传。其中原委,或为冯从吾难以找到游师雄的资料,或者认为游师雄不能归入“理学”范围而不录,其中具体缘由不得而知。但李元春在补入游师雄的时候则提出:“游师雄授业横渠,载之《宋史》,学术几为事功掩,然事功孰不从学术来?此疑少墟所遗也。”所以他特意补入游师雄。这样,似乎冯从吾原来确定的明确以“理学”为范围而不载“气节”的说法又被拓展了。

再到后来,张骥编撰《关学宗传》时,他所理解的关学,显然比前人都广泛。他在《关学宗传例言十二则》的第一条就提出:“本编纂集以理学为范围,惟名臣如石渠,吏行如湭西,文学如太青,皆学术深纯,粹然儒者,当与圣门四科之列,不得以其有政事、文学,屏之儒门之外,故并及之。”这样,似乎与理学相关的,名臣、文学、气节、事功等等,都可以纳入关学的历史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人续补《关学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没有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比如对于明末的王徵,他是具有西学倾向的,但他立身却是儒家的。但王心敬也将之收入其《关学编》续中,而后柏景伟意欲去之而未果,刘古愚则主张将之纳入。他认为,王徵“学卒归于忠孝,则亘古至今,未有能议其非者,而今之从事西学者,均能知有君父,则算术技巧非必无补于世也。”这样,理学的范围更加的广泛,而人物入编的地理标准也更加多元化了。

由此可见,外地学者虽然对理学的标准不同,但都普遍接受了关学的内涵是“关中理学”, 所以我们说,从历史的传统来看,关学的属性是关中理学,而不仅仅是张载学派。我们今天理解关学,要尊重从冯从吾以来的这个延续了四百多年的传统观点。

 

 

根据以上对关学编成书历史的考述我们应该知道

1关学是根源于关中大地的一种思想存在。但关学的名谓、内涵和历史,并不是一经产生就形成的,而是关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这构成关学发展史上特有的实先名后现象。

2由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等人为代表的关学家,基于对关学发展史实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考量,通过《关学编》的创制及不断补续编定,以史学撰述的形式建构出了关学发展的基本谱系。这种基于关学发展的史学建构,既体现了关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也蕴涵者关学史家对关学的基本共识和不断拓展意识,故而是一种带有主客体间性的史学创造。

3不可忽略的是:《关学编》及其续补所奠定的关学基本理念,在历史上也一再得到黄宗羲、全祖望、张骥等史学家的认同乃至党晴梵、曹冷泉等现代关学研究者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其史学撰述中的关学理念,构成了一种基于传统的共识,故而当今对关学的考量,一方面要尊重关学作为实体的发展实际;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关学史家的思想内涵。

4基于关学史建构的传统,关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中之学,而是儒家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儒家理学在关学家那里具有不同当下的价值和意义:首先,理学并不是以思想创造为主体的哲学思想史,而是以孔子思想为基准的、以价值认同和真实践履为基调的道德践行史。而关学即关中理学,是关中士人对孔孟儒家精神的真正继承,因而关学史家的关学,无疑具有强烈的地方道统意识。但这种地方道统意识并不必然的表现为对异地理学的否定和排斥。

5故而从历史范围而言,关学不仅包括北宋而下产生或流传于关中的理学思潮,而且包括关中孔门四子对孔学的直接传承。但北宋而下的理学思潮构成了关学的主体,而从北宋时期的张载、三吕、苏昞、范育等人,到金元的杨奂、杨天德、杨恭懿、萧维斗、同恕,再到明代中期以段坚、周小泉、薛敬之、吕柟为代表的关中河东之学,以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王秦关为代表的三原之学,以及晚明的冯从吾,清初的李二曲,以至于晚清民国的刘古愚、牛兆濂等,都是关学的重要代表。所以关学的传承,并不起于张载思想之创生,也不止于张载学派之湮没,关学流传,千年不绝,不绝如缕。而张载正是关学发展中最突出的代表而得到后世认同尊崇,故而堪为关学宗师。

6在历史的发展中,以对孔孟儒学的认同为前提,关学不仅表现出勇于造道的弘大气魄,而且具有勇于从善的优秀品质。关学诸学人对横渠之学、伊洛之学、晦庵之学、阳明之学乃至西学的摄取继承,虽然使关学呈现出多元的思想面貌,但其对儒学精神的真诚体认和追求,对张载学风的继承与阐扬,使之具有天人合一、政教不二、以礼为本的传统,以及注重自得与践履,注意科技与事功,注重道德持守与为人气节等共性。正是这些共性,构成了关学的整体风貌,并将关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异地理学学派区分开来,从而使关学表现出既注意兼取他长、又注重综合创造的特点。因此,关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理学思潮,而且是带有地域性的理学学派。

7还需要注意的是,关学虽然生长根植于关中,为关中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但关学并不局限于关中,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拓展、突破关中的地域之限而走向全国各地,特别是对二程之学、朱熹之学、湖湘之学、永嘉之学、浙东之学、康梁新学、齐鲁儒学等有重要的影响或呼应。故而从历史发展而言,关学是根源于关中,流布于各地的全国性学派。

8、从冯从吾启用“关学”这一概念以来,大约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人们虽然对关学的地理范围理解越来越大,历史范围也越来越长,理学的理解也更为宽泛了,但都接受了关学就是“关中理学”这一基本内涵,所以我们说,将关学理解为关中理学是大家的共识,这是关学概念的传统,我们在理解关学的时候,首先应该尊重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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